孫中山之子生活窘迫:買不起新書啃番薯度日

　　本文摘自：《大結局：39位民國大佬的后半生》，作者：葉健君，出版：東方出版社

　　孫科(1891—1973)，字哲生，廣東中山人，孫中山獨子。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文學士，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10年加入同盟會，1917年任第一任廣州市長，1923年、1926年兩次再任廣州市長，1931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長，1932年任立法院長，主張速行憲政聯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政府副主席，1949年辭職旅居香港、法國、美國等地，1965年任台灣“總統府”高級咨議，1973年9月13日病逝於台北。

　　孫科是孫中山的唯一子嗣，如同其父一樣，身后除了留下一些書籍和照片之外，沒有什麼遺產。他雖然在意識形態上與大陸相互對立，但其在民族存亡的最緊要的關頭還是堅持民族氣節，支持兩黨合作抗戰。同時在內戰期間及在台期間，為人耿直，生活節儉。作為國民黨顯要，比較其他人揮金如土，腐朽奢侈，他是一個清廉的典型。

　　孫科夫婦初抵美國，先后寄居在自己兩個女兒家中，時間長達兩三年之久，其后則蟄居在洛杉磯郊區其次子治強的寓所。孫科不置家產，因此，到美國后，生活十分窘迫，有時為了節省開支，自己種菜、烹炊，這一點值得人們欽敬。這樣的生活，他度過了14個春秋。其能自甘淡泊的為人，在國民黨黨政要人之中當屬難能可貴。

　　人們仿佛淡忘了過去一般，把一個身為孫中山哲嗣而又屢居黨政要職的人如此淡忘了十多年，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以致后來孫科在海外生活困難，甚至有時去啃番薯，連新版的書籍都買不起，由此而可鑒人非其時是什麼意思。

　　其實，久居美國的孫科早就有回台的願望，盡管他在美國以讀書打發時光，但是他又不甘寂寞，始終關注台灣政局變化。在20世紀50年代他曾幾次想返回台灣，然而台灣當局的冷淡令他望而卻步。因此，他一直和台灣故友保持密切聯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台灣，重溫昔日在政壇上的風採。

　　孫科向台灣當局表白返台心願不久，即1962年“雙十節”前夕，廣東中山籍的“立委”劉崇齡以“老院長(指孫科)”為題，向“行政院”提出質詢：“哲生先生功在國家，過去曾擔任過國民政府的副主席和行政院、立法院的院長，最近孫先生言詞之間，也懷念台灣的老朋友，同時表露出有思鄉之感。”

　　劉崇齡要求政府能主動邀請孫科回台看看，而回答這位中山籍立法委質詢的，也是一位中山籍的“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他代表“院長”陳誠以堅決的語氣表示：“政府非常歡迎哲生先生回來，而且在籌備中的第三次陽明山會談，哲生先生也列入優先邀請的名單中。”劉崇齡這個試探氣球放得恰如其分，為孫科回台預作了鋪路工作。梁寒操等一些粵籍國民黨要人、孫科先前的僚屬相繼轉告在美國的孫科，現在時機已漸成熟，可以回到台灣來了。

　　圍繞選擇何種適當的時機讓孫科名正言順地返台，雙方最后約定在台灣各界慶祝孫中山百歲誕辰紀念時，以大會名義邀請孫科返台。

　　1964年4月，孫科在檢查身體時發現血壓偏高，小便有血球，因擔心是膀胱癌，入院手術三星期出院，又調養了三個月，方完全恢復。孫科在《八十述略》中把返台時間說成純屬由於他的健康狀況決定的，顯然是在掩飾自己返台過程中他與台灣當局達成的默契。

　　孫科古稀之年決定返台，在人生道路上又一次作出非理智的選擇，為其晚年寫上了“擁蔣反共”的不光彩一筆，頗為世人惋惜。

　　10月30日，恰好是蔣介石的生日，孫科偕兒子孫治平在蔣經國、鄭彥棼的陪同下，乘飛機專程飛往台南，晉見蔣介石。此時，蔣經國已在台黨、政、軍界站住了腳跟，蔣介石傳子的基礎已經奠定，這也是孫科受邀回台的原因之一。蔣介石與孫科可謂各自歷盡劫波，加之兩人都步入老年，故而相見甚歡。蔣邀孫共進午餐，並於餐后邀他共同游覽風景區，又親自送孫科回到行邸，給予孫科以極大的禮遇。盡管兩人輩分不同，蔣介石應屬同孫中山一輩的人物，而孫科則應屬晚輩，但兩人年齡相差隻有5歲。

　　孫科返台定居不久即受聘為“總統府”資政，但這隻不過是一個閑職，也就是說使孫科有一個領工資的去處。可久處靜淡的環境使他又思動起來，因而往往借同學、朋友及舊僚屬歡迎之際，發表講演，闡述自己對國父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心得。因為孫科作為留學美國的第一流學府的學生，學養堪稱素厚，加之又在海外漂泊十多年，竟對孫中山之舊三民主義別有一套見解，如他對孫中山所提出之人口政策、“土地漲價歸公”問題詮釋比較合情合理。至於對以“三大政策”為中心的新三民主義則棄之不顧，這不僅是他內心的政治理念所致，亦是台灣之政治情勢所決定。

　　1967年9月，面對孫科久靜思動以有新作為的心情，蔣介石考慮到其子蔣經國已在台灣黨、政、軍站穩了腳跟，順利將政權交給第二代已無大礙，而讓孫科出山可以增加名義上的合法與合理性，更何況孫科已近八十，去日無多，所以便提議孫科任“考試院”院長，后經“監察院”同意而接任“考試院”院長。對於此事，孫科在回憶錄中替自己表白一番：“回台以前，自忖年華已高，本想不再從政，但因‘總統’之命，不敢不遵。而今反攻復國大業，凡為國民，皆有責任。接掌考院，亦所以盡綿薄，贖前愆，所以未便謙推辭，毅然受命。”

　　孫科這段話著實也証實了他好為官之特點，看來當年大陸時期所傳之言不虛。也許正是這種特點，使蔣知道他無多大野心，但即使如此，由於蔣經國一手控制台灣各界，決不允許他有“越軌專擅”之舉。因之，孫科便落得個垂拱而治“考試院”的美名，究其實際，不過是位高爵顯而無實權之意。蔣介石和蔣經國都不會允許他有實權，他不過是一尊供人參拜的木偶雕像而已。

　　孫科接任“考試院”院長，既無實權，因而隻能做些禮儀上的工作。國際上對孫中山的推崇使他往往去參加此類會議，並且有時也會代表台灣當局出訪與之有“邦交”的國家。不過，他在選拔人才方面著實也做了一些工作。

　　原來，台灣“考試院”曾有特種甲等考試辦法，使得有博士、碩士高級學位的知識分子得到重用，但這一辦法經過一年多，才得到“立法院”通過。通過后拖了約兩年，“考試院”尚未訂定細則。所以，當台灣“總統府”資政王雲五在孫科從前任“院長”莫德惠手中接到“考試院”印信后致辭中，面對新舊“院長”，吁請新“院長”孫科，盡速訂定“特種甲等考試細則”。孫科接任“院長”次日，即登門拜訪王雲五，了解情況，並立令主管單位速擬細則，頒布實施，不久就連續三年舉辦特種甲等考試。

(責編：姚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