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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行动，萧华在《长征组歌》中唱响“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泽东用兵真如神”。毛泽东用兵的确如神，但同时，军委总参谋部二局(这里称军委情报二局)的准确及时的情报，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委情报二局是怎么来的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及下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当时还没有后勤部概念)。总参谋部下设有情报科，由原在上海中央搞情报工作的曾希圣任科长，原监听台划为情报科，与谍报队成为两大主要侦察手段。不久，情报科升格为局，又按它在总参谋部的局的排序，简称为二局，曾希圣随之升为局长。这个局有以局长曾希圣为代表的包括曹祥仁、邹毕兆等几名破译敌人密电的高手。长征中，他们对敌电报的破译，获取了准确及时的情报。毛泽东对当时中央红军的情报工作有过形象的高度评价。他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中央红军长征一开始，敌人就动用了他们持有的空中侦察优势，力图准确及时掌握红军的动态。中央红军则只能依靠曾希圣二局的破译能力，获取准确及时的情报，以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曾希圣深感二局的责任重大。为适应于长途行军，他把二局一分为二，采取接力方式，保证24小时开机对敌监听和电报的破译，以求为决策者提供准确及时的情报。然而，博古和李德采取的是逃跑主义、避战方针，并不重视于敌情。红军总部每每把二局破译的敌人密电转换为敌情通报，但在不懂军事的博古和独断专行的李德面前，形同废纸，终不可挽救红军在湘江战役的惨败。可是，博古、李德仍然坚持中央红军必须按既定的计划，经湘西南通道北上，到湘西北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是什么促成了通道转兵决心的下定
中央红军突破敌之湘江防线后，进入广西西北部大山。敌未再衔尾跟追。毛泽东立即意识到敌“追剿”军薛岳兵团和何键湘军，绝不是放弃了对我军的追击，而是已判明中央红军欲与贺龙、任弼时部会合，故而抄近路超过中央红军，在我军北上湘西北的必经之路上布下口袋，以求将我军包围聚歼。鉴于我军已无与以逸待劳之敌重兵进行决战的力量，如按原计划北出，势必陷于被敌聚歼或被打散危险，毛泽东终于公开与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唱反调。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通道。就在这决定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联络了张闻天、王稼祥等，向博古等提出中央红军必须放弃北上湘西北与贺龙、任弼时会合的原计划，改为转进黔东南，进入敌人力量较弱又来不及设防的贵州，以避开敌人的伏击。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的支持。朱、周命令红一军团向通道西北方运动，侦察进入贵州的道路。李德得知后竭力反对，坚持必须按原计划执行，北上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博古于12日在通道召开有关人员会议，讨论议决。
然而，稍前，即11日深夜至12日凌晨，二局破译了敌“追剿”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企图截击我红军的部署密电。12日2时，红军总部将这一敌情和稍前破译的敌薛岳第二兵团的动态综合通报全军。原来，湘江战役后，何键已断定我中央红军意在出通道北上湘西北，与我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据此，他把统领的20万“追剿”军重新编组成两个兵团，由刘建绪率湘军组成的第一兵团为先导，由薛岳率中央军组成的第二兵团跟进，在通道以北地区张网以待。就在会议争论不休时，作战局送上上述敌情通报，并且附上敌形势图。在敌人张网以待我北上的事实面前，博古不得不放弃对李德的支持，同意毛泽东的转兵西进贵州的意见。这就有了接下来的同月18日中央政治局贵州黎平会议，最终放弃北进湘西北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原计划，挥师黔北占领遵义。
可以说，通道转兵挽救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可能覆灭的危难。而促使这一转兵决心的下定，正是二局准确及时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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