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通过在基层充分历练和积累后，王安石三十六岁从地方回到朝廷，担任掌管全国财政和漕运的三司度支判官。
王安石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纲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称“万言书”。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为切入口的教训，换成以“经济改革”为切入口。
此时北宋立国已近百年，国势陷入“积贫积弱”困局。
以其中著名的“冗兵”和“冗官”问题为例：宋太祖开宝年间的军队总人数是37万，由于宋太祖立下“募兵制”政策，到宋太宗至道年间，军队总人数已达66万，宋仁宗庆历年间是125万，宋神宗登基前是140万，是宋太祖时期的3.78倍——随着军队与官员人数的成倍膨胀，北宋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被“吃”光，甚至出现“赤字”。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到宋英宗治平二年，也就是宋神宗上台前两年，国家财政亏空已达1570万缗。
宋仁宗在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就已看到改革的迫切性。
然而，等到王安石提出政治改革纲领时，与“庆历新政”失败已经相去十七年，宋仁宗已是老迈年高，心灰意冷，当年追随范仲淹的韩琦和富弼，此时虽然都是宰相，但也早已失去了改革的锐气：他们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对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纲领采取了“留中不发”的冷处理。
王安石只有等待机会。
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继位。英宗从身体到精神都不够健康。此时正值王安石母亲仙逝，王安石也就辞官回到江宁，一边为母亲守孝，一边为那些从全国追随而来的政治粉丝讲学，为日后的改革事业培养人才。
直到二十岁的宋神宗登基，四十八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
宋神宗还在颍邸的时候，就已经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粉丝。当时颍王的秘书兼老师韩维，讲课每讲到颍王拍手称快处，都会坦率地指出：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终于，颍王被王安石的改革愿景震动了。
宋神宗继位后马上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并以“越次入对”的殊礼，邀请王安石到汴京共商国是，最后以“师臣”礼遇入阁拜相，推出了震古铄今的“王安石变法”。
五
苏轼从陕西凤翔回到朝廷那年，其妻王弗病逝，第二年，其父苏洵又去世；等他扶送父亲和妻子灵柩回四川眉山安葬，并为其父守孝三年之后，回到朝廷已是熙宁二年，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中国的发展将提前进入快车道。
史料记载王安石“目光如电”，他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和“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经济思想，已经接近现代经济学原理，然而，历史的悲剧在于，当时几乎所有上层士大夫都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变法派领袖王安石与反对派领袖司马光都是意志坚定、毫不妥协的政治家，仅从中学课本上的《答司马谏议书》我们也可以看到，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如何地针锋相对。
反对派给王安石扣了三顶“政治帽子”：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在儒学传统中是非常大逆不道的；然而，王安石却针锋相对地认领了这三顶“政治帽子”，以坚如磐石的“三不足”精神推行对帝国的改革。
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用苏东坡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话来说，他是“满肚子不合时宜”。
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二月全面推行变法，苏轼于同年五月就作《议学校贡举状》进行反对；熙宁四年二月，又作洋洋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苏轼的正面主张属于老生常谈，但其总结历史、分析时事却纵横捭阖、雄辩滔滔。——钱穆先生就指出过这一点：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非常富有感染力。
宋神宗的改革决心都几为苏轼的笔头所动摇。
然而，此时王安石仍能忍耐苏轼。
支持改革的御史谢景温曾风闻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按照人治社会的潜规则，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对派急先锋也在政治情理中，司马光也对王安石搞过几次“政治小动作”，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却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
直到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独断朝纲，越过了政治争论，属于离间君臣的“政治阴招”了，王安石才下决心把这面反变法旗帜罢出朝廷。
熙宁四年四月苏轼是开封府推官，被贬为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在行政上是平级的。此后，在王安石执政期间，熙宁七年苏轼还升任密州知州，熙宁九年又迁徐州知州。
从在密州所写《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来看，这个时期，苏轼仍然充满政治激情。
责编：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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