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民众陈情抗议勤务的台北警察在立法机关门前严阵以待。（记者 冯学知摄）
日前，台“行政院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得因不满被盘查而发表怒斥警察的言论，激起警察群体不满。此外，为了防止民进党当局推出的年金改革损害警察利益，台湾警消（警察和消防员）联盟正在组织抗议活动，警察议题再度成为岛内热点。
尊严执法受到挑战
警察在台湾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职业。“警政署”统计数据显示，台湾警察的年招录人数从2011年的1242人增加到2015年的4377人，录取率却几乎没变。女性从警人数也逐年攀升，2011年有258人从警，到2015年则增加到了1115人。
台湾“国政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高顺德认为，“爱”的主要原因还是收入高。“以台湾现在的就业状况，无论是收入、社会保障还是退休福利，警察这个职业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他给记者仔细算了笔账，台北一个新入职的警察，底薪、加班费和各类津贴补助加起来，平均一个月能拿到近7万元（新台币，下同）的薪水，“这个收入几乎是普通毕业生的两倍了，大家肯定都愿意做。”
已经退休的原台湾“警政署”“副署长”蔡俊章指出另一个原因，“警察的晋升比一般公务员要公正公平得多，因为我们是按照资历和成绩计分的”。台湾警察从警佐、警正到警监共有12个位阶，依次晋升。除最高的4个位阶由台湾内政部门依职务任免外，其余位阶晋升均依据主官考评、奖惩资绩计分和相应的职务考试成绩来确定。“我敢说，不论你的背景怎么样，升官的时候警察的公平性大于其他政府机关。”从一个普通的云林农家子弟走向台湾警察序列的顶端，蔡俊章的经历足够有说服力。
“爱”的人多，门槛就低不了。台湾现行的《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及其《细则》规定，警察招募采取双轨制，通过“警察特种考试”和“一般警察特种考试”两类方式招募。对警校毕业生采取的是“先训后考”模式，学生警校结训后参加四等、三等或二等“警察特种考试”，考试合格即可进入警察序列获得相应位阶，这也是警察招募的主要渠道。对非警校毕业的人来说，采取的则是“先考后训”模式，参加相应等级的“一般警察特种考试”合格后进入警校培训，培训合格后进入警察序列。
目前台湾负责警察培养的主要是“中央警察大学”和台湾警察专科学校这两所警校，前者主要培养警官，后者则培养基层警员。要进入这两所学校培训并结业，不仅要通过严格的体检和体能测试，还需要有相应的文化水平，例如参加“一般警察特种考试”的非警校毕业生必须要具备大学学历才有资格报名。根据“警政署”去年初的统计，将近九成的台湾警察拥有副学士以上教育程度。蔡俊章说：“现在人们对警察的印象基本上就等于高薪高学历，能考上警察还是很荣耀的事情。”
然而，台湾警察的境遇每况愈下也是不争的事实，有警察自嘲：我们才是弱势群体。网络上，相关报道和讨论屡见不鲜。去年5月，一篇名为《请原谅，我只是会开单的警察》的帖子火遍社交网络。这位警察在文章中直陈，“路上随便一个小孩就可以伸手推警骂警，随便一个民众被开单就可以大声挑衅，电话拿起来就乱检举，警察还得自己打报告自清。”原警大教授叶毓兰感慨地说，“以台湾目前的社会氛围，警察连最基本的尊严执法都没有，更别说是尊敬和爱护了。
叶毓兰认为，警察的执法权威在三年前的“太阳花”学运中就已受到摧残，警察当时由于畏惧舆论不敢处理违法者，让越来越多人不把警察放在眼里。高顺德认为，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对“太阳花”学运的处理严重挫伤了警察队伍的执法信心，“当局违法的民众撤告了，而因执勤误伤了人的警察还要继续当被告，让警察同仁寒心。”
第一线警力不仅常被民众推挤、偷打或偷踹，甚至还经常被言语霸凌，被骂“走狗”，经常处理民众陈情抗议勤务的台北市中正一分局的陈姓警官对此深有感触。“警察也是人”，他透露，即使警察受过训练有高于一般人的耐受度，但忍到一定程度还是会爆发，所以处理陈抗时，现场指挥官会视状况轮换警员，避免警察情绪失控。
“像催泪瓦斯、橡胶弹这些常见的警械，台湾警察是不敢用的”，高顺德进一步解释，一旦出现争议，法院的判决对警察通常都很苛刻，导致警察处理陈抗时往往只能用盾牌，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多少警察才够用？
警察权威弱化尚能勉强履职，群众抗争频繁、勤务种类繁多则让本就缺额的警力更加捉襟见肘。
“现在都要等站完陈抗勤务才能去抓坏人，我们已经从‘战警’变成了‘站警’。”中正一分局督查组组长林本泓一脸苦笑。台北市警局人事室股长蔡晓雯透露，中正一分局承担着台湾最繁重的陈抗勤务，去年平均每月有63场陈抗勤务，而警察却只有三四十人，缺额近1/3。现今制度下警力缺额无法解决，只能靠行政奖励作为补充。
蔡俊章则指出，事实上，整个台湾都面临一线警力不足的问题，总体缺额近七八千人。他告诉记者，人手紧缺的问题其实这五六年来都有，但近两年尤为突出。“这两年台湾抗议活动越来越多，再加上许多资深警员因压力过大选择提前退休，让一线警员队伍更加捉襟见肘。”
“警察是人民保姆”，这句在台湾耳熟能详的口头禅本是对警察的赞美，但陈警官如今提起这句话倒多了些许自嘲的味道。“警察已成了全能战士，治安、交通、消防甚至食安、卫生都要管，勤务那么多，样样都管，得多少人手才能够用？”甚至连台湾“内政部”部长叶俊荣也开始抱怨：“其他行政或司法机关要求协助或协办的业务不断增加，不但造成基层警察的沉重负担，也影响警察本职工作的执行。”以文书送达为例，目前法院、地检署仍有将传票等司法文书交由警察机关送达的情形，民众未收领的司法文书全都寄存于派出所。台北市去年寄存在派出所的司法文书就有33万件。
“削减勤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重重。”高顺德解释道，台湾的行政法规里面有行政协助这一项，但没有明确规定协助的内容。去年台北市政府曾试图削减警察勤务种类，遭到民众和其他部门反对，也只能作罢。
竟成改革牺牲品？
人力不足加执法疲软，让警察们感到工作越来越不好做，生活质量不理想，甚至健康状况都非常堪忧，身处其中，难言幸福。
“曾经有段时间，我们同仁没有一个礼拜是不受伤的。”由于大小抗议越来越多，林本泓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经常充当人肉盾牌维持秩序，承受着抗议人群的冲击。
台湾警察的健康状况到底有多糟？前台湾“警政署”督查室主任耿继文给出一组数字：台湾警察因为勤务繁重，平均一年因公殉职人数有19人，超过九成过世年龄是在40—50岁，平均每月加班时数超过80小时。
身体上的伤痛或可忍受，对家人的亏欠更让警察难以释怀。镇守中正一分局将近十年的副局长于曾祥是同事眼中出色的警察，但作为丈夫、父亲、朋友，他坦言自己并不合格。“我们是永远的黄牛（注：说话不算话）。我女儿常跟我抱怨说，爸爸你又黄牛了，爸爸你又黄牛了……”
警察已经如此辛劳，作为“老板”的政府不仅没有想方设法改善警察的处境，反而要把年金改革的刀砍向“拿命工作”的警察队伍，这让蔡俊章感到颇为费解，“原本承诺做到五十几岁就能退休了，现在可能要到60多岁，退休之后领到的退休金也要打折扣，很多人就干脆趁改革没开始提前退休了，警队现在真是青黄不接。”
警察工作虽苦，好在待遇不错，退休后的保障也相对较好，但年金改革却让一切变得未知。支持警消联盟3·29大游行的耿继文将当前警察队伍低落的士气归咎于当局的年金改革。耿继文透露，参加警消联盟游行的许多是退休的警察，“警察对政府有服从关系，年轻人都不敢说话，民进党现在拿最听话的警察开刀，只好由我们这些退了休的站出来了。”（记者 冯学知）
《人民日报》（2017年03月30日 20版）
责编：郝伟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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