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台媒报道，蔡英文把解决低薪问题，列为2018年台当局施政首要任务，台当局“行政院”也积极研议具体对策。台湾《经济日报》今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解决低薪问题没有快捷方式可走，台当局必须从改变经济成长模式、产业发展及劳动市场结构等作通盘考虑，采取综合性对策及精准有效的长短期措施。调高时薪或一般基本工资，只是辅助性做法，不能、也不应当成解决低薪问题的特效药。
社论摘编如下：
据报道，蔡英文将解决低薪问题，列为2018年台当局施政首要任务，台当局“行政院”也积极研议具体对策。据报道，台当局“行政院”近期将提出解决低薪策略方案，从调涨基本工资下手，把调高“时薪”列为今年第3季基本工资调整重点，由公营事业及承揽台当局公共工程采购者带头，为临时工及派遣劳工调高薪资。
台当局很想解决低薪问题，也努力在找方法，但经过长时间检讨，可以拿出来的处方，似乎只有调涨基本工资这帖特效药，其他措施及中长期做法好像仅是陪衬，主事者也没有认真看待。台当局态度何以如此？追根究柢，是因为基本工资调整操之在台当局，而且有具体数字，在今年这样重要的选举年，开这张支票既容易看得见，也可以讨好劳工阶层，对选情有加分效果。
例如，今年初蔡英文与媒体餐叙时表示，劳工最低薪资3万元（新台币，下同），是她心里的梦想。随后，台当局“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接受广播专访时即表示，如果基本工资每年调升6%到8%，在4至6年内就可提高到3万元，达到蔡英文的梦想。虽然蔡英文稍后响应，基本工资调幅跟经济现实还是要有一定程度连结，相关谈话“只是一种数学的算法”，但台当局行政部门的盘算，始终没有脱离调高基本工资的方向，媒体报道也再次说明台当局打这张牌的强烈意向。但为避免对企业冲击太大，拟从调高和临时工及派遣工相关度高的时薪着手，希望舒缓基层劳工低薪问题。
然而，调升基本工资既操之在台当局，何以历任台当局未善用这项工具来解决低薪问题？是因为过去台当局向资方倾斜，而蔡当局才重视劳工的声音？还是调升基本工资并不等同于解决低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来分析及解答这些问题，希望也有助于蔡台当局重新思考解决低薪问题的正确处方。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低薪是台湾的普遍现象，和保障劳工最低生活水平的基本工资不必然相关。根据台当局“主计总处”去年11月统计，岛内受雇者平均月薪37703元，约为基本工资的1.8倍；如果包括非经常性薪资则为49989元，约为基本工资的2.4倍。所以，大多数劳工薪资都超过基本工资，但和其他地区比较，台湾薪资水平明显偏低，和同为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韩国差了一大截；如果薪资停滞的恶性循环不打破，很快就会被许多开发中经济体赶过。
其次，台湾低薪问题约从2000年开始恶化，当年台湾平均薪资水平还高于韩国，和新加坡、香港差距也不算太大；但18年后的今天，台湾平均薪资约仅韩国的一半，和新加坡比更是望尘莫及。十几年的巨变，可说肇因于结构性因素，是过度依赖代工出口成长模式造成的后果。
第三，因为经济长期贫血式成长，且代工模式侧重于降低生产成本，因而企业聘用廉价外劳、临时工及派遣工的数量大幅增加，进而使低薪问题加速恶化。
第四，民间投资长期低迷，企业拥有庞大现金，也不愿加码投资台湾。投资不足成为提振岛内就业和薪资的最大阻碍，但台当局却无力扭转形势。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历任台当局即使同为绿营的陈水扁当局时期，对调升基本工资都极为谨慎，深怕伤害了众多企业及经济成长，反而影响企业加薪意愿及就业机会。蔡当局师法大陆、韩国等做法，要从提升基本工资来改变低薪结构，其立意固佳，但如何避免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似乎缺乏评估及精确计算。
我们要提醒台当局行政团队，解决低薪问题没有快捷方式可走，台当局必须从改变经济成长模式、产业发展及劳动市场结构等作通盘考虑，采取综合性对策及精准有效的长短期措施。调高时薪或一般基本工资，只是辅助性做法，不能、也不应当成解决低薪问题的特效药。
责编：王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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