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买卖”：台湾老兵的争议“爱情”【2】

那天我们上山拍外景，陈履安住在农场的蒋介石行馆，早晨阳光正美，他心情很好，约我陪他四处走走。陈履安当时谈兴极佳，告诉我许多他的少年时光，过了一会，山上走下来几个裹着厚外套的“荣民”，他们看见陈履安后都聚集过来，其中一位“荣民”伯伯更是突然激动地跪下，我呆呆地还来不及反应，陈履安一把扶起老伯伯说：“别这样，别这样，生活好吗？”

老伯伯哽咽地回答说：“都这么多年了。”

“都这么多年了”，这句话重重地落在我心头，看着他们佝偻的背，满头零乱的白发，我突然想起在他们那拥挤杂乱堆放着纸箱、破报纸的小房间里，那些女人蹲在地上，用瓦斯炉烧菜，边上有锅吃了很久的炖肉，几把早上采的青菜。后来，在剪辑室里，我再三看着这些女人的脸，她们多不年轻，没有曼妙的身材，走在街上，她们只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大婶，在政府所谓口口声声照顾老“荣民”的教条中，真正陪伴着他们寂寥身心的，不就是这群女人吗？甚至在拍摄当天，为了配合我们，这些女人还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花洋装。

最后的“女人香”

1960年代，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希望逐渐渺茫，军人开始有了落地生根的想法，但他们大多收入极少、生活漂泊不定，加上语言不通、生活习性或族群等因素，愿意嫁给军人的本省籍家庭并不多，还有部分外省籍男性在过了适婚年龄后，向本省穷困家庭买“童养媳”来照顾自己。两岸开放探亲之后，不少迈入迟暮之年的老兵，跨海迎娶足够当自己女儿或孙女的大陆配偶，或东南亚籍配偶，相伴度过晚年。

我的小学同学阿玉，在前些年也加入了“收尸队”行列，她有过短暂婚姻，单身后在男人间“流浪”，迈入中年，仍一直单身且没有子女，中坜老旧村里仍有不少“荣民”老伯伯，她的一个姐妹替她介绍了一位退伍上校，平日她陪他上医院挂号、拿药，到银行排队办事、邮局寄信，或是到市场买菜，晚上一起看电视。

阿玉对我没有保留，她告诉我自己的生活，“有时候看这些老人推着轮椅、带着尿袋、打麻将，吃吃家乡菜，赢了给我几百元吃红”。她的“同行”姐妹们多半是来自台湾各角落的中年女子，单身离异，没有正式工作，有些是保险公司保险员，有些是看护，有些就四处打零工。

“每个女人都有目的，只是看谁比较有良心而已”，阿玉说有些女人，就一心一意地服侍一位终老，有些就是习惯性地脚踏三条船。“老男人谈起爱情也像年轻人。”阿玉说，“其实老伯伯们一生没有女人，没有家的感觉，在晚年有人一起生活，他们明知道女人的目的是什么，但依然很珍惜晚年的情愫。”为此，阿玉总觉得自己是骗子。

“有些女人还会主动给老伯伯们买伟哥，明知道老人家多有心脏病、糖尿病，食物要清淡，但却常常给他们吃大鱼大肉，不发病才怪。”对这个群体的知根知底，也促使阿玉主动断绝了和上校伯伯的联系，悄悄地搬了家。阿玉听人说起过，上校伯伯还到她的住处去找她，但她再也不出来见他了。

在我访问过的女子中，有些人甚至已经有了好几间店面出租，当了包租婆。“她们都不用工作，也不用跑保险了！”有的“荣民”老伯伯一生单身没有后人，临终把所有财产送给最后的“女人香”，也心甘情愿，“她愿意照顾我，我很感激呀”，“过了那么久一个人的生活，有人陪着吃香喷喷的热菜、热饭，才有家的感觉”，“有女人一起过，生病也有人照顾！”

负面的现实

社会新闻中有关“收尸队”的新闻，向来是负面大于正面，随手拈来都是“收尸队”的负面新闻。在探访中也从别人口中听到过有位老伯伯洗澡，女伴去唱卡拉OK，回家时老伯伯却冻死在浴缸里的惨剧。

意玲曾在“退辅会”担任课长，每年总有几回轮班住在办公室，我问为什么还有公职人员得住办公室？不是每个部门都有保安或是紧急联络人吗？她说这些年老“荣民”逐次凋零，孤苦者常常因为生病、没人照顾，在台湾没有亲人，送医院常常得要亲人签字手术，还有许多老人选择自杀，她们得随时留守办公室处理意外——多是半夜赶赴医院，替老“荣民”处理住院、开刀事宜，甚至是送终。

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10月22日就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

现年85岁的老士官长王士龙，近10年来，陆续迎娶了三任大陆妻子，结果一生的积蓄全被骗光，就连最后的养老住宅，也被第三任大陆妻子徐连英贱价变卖，得款2200万元逃回大陆。

因为前两位大陆妻子都是跟他要钱，要不到钱就吵架，所以每段婚姻都只维持两三年。王士龙对第三位来自大陆的妻子是有防备之心的。他把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藏了起来，不时地偷偷去看两眼还在不在。他没想到，这位妻子复印制作了一份假证件。在妻子用真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去办各种手续的那段时间，他看到的“原封不动”的证件只是个复印品。

妻子有天说，来台三四年了，想让王士龙陪她回河南老家一趟，在河南期间，妻子说有事先回台湾，等他再回台时，走进公寓楼，门卫告诉他房子新主人已经入住。

对于“收尸队”中发生此类事件，社会的评论当然是负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