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史：广州起家后蒋介石如何取得孙中山信任？【5】

永丰舰事件之后，孙中山很快委蒋介石以重任。1922年10月，蒋介石被任命为“东路讨贼军”参谋长，准备由福建开赴广东讨伐陈炯明。因军事进展缓慢，蒋介石再萌退志时，孙中山致书慰留，内称“兄忘却在白鹅潭舟中之时乎？”嘱其“坚忍耐烦、劳怨不避”，“分途奋斗，不可一时或息”。

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赴粤，21日抵达广州，就任大元帅之职，先后四次电催蒋介石赴广州就任大本营参谋长一职，说：“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也”。6月17日，孙中山又改任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直属孙中山领导。

赴苏考察，筹办军校

正当孙中山受到西南军阀的排挤和陈炯明叛变的打击，处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时，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使孙中山深受感动。他最终下定决心走与苏俄结盟的道路。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正式确立。从此，孙中山便决定以俄为师，学习苏联的苏维埃组织、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改组中国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组织训练一支完全受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为此，他派遣了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访问。

蒋一行着重参观了苏联各种军事院校，考察了红军组织、训练及装备，且有幸会见了苏联红军各级领导，双方商谈了中苏进行军事合作的问题。

苏俄之行，对蒋介石以后建设国民党军队多有启发。他说：“我有一个志愿——就是希望我毕生能够办一个军事学校，照我的理想来训练一般有志的青年。”的确，后来他把从苏联学来的军事教育经验都运用到黄埔军校上了。但另一方面此行却彻底颠覆了苏俄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形象，他认定，“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因而立下了坚定的反苏反共意向。

1923年11月29日，代表团循原路返回。回国后，蒋介石仅向孙中山寄送了一份《游俄报告书》，便径自回老家奉化去了。孙中山对蒋介石此举很不满意。这期间，苏联派驻广州的常设代表鲍罗廷早已到达，计划筹办军校已有了眉目，孙中山有意让蒋介石出任军校筹备委员长，可蒋偏偏不来。12月30日孙中山发电报给蒋介石：“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中国国民党一大即将召开，军校筹建需人，孙中山等急需了解代表团考察苏俄的详细情况，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也连发6封电报催蒋南归。但蒋介石却迟迟不归。直到1924年1月蒋介石觉得利用此事提高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目的已经达到，才于16日回到广州向孙中山复命。

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设立陆军军官学校一案付诸实施。1月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李济深、沈应时等7人为委员。

军校筹办之初，条件异常困难，面临学校经费没有固定来源、枪支弹药缺乏、办学条件差等问题，蒋介石整日愁眉苦脸，绞尽脑汁，左思右想，但成效不大。特别是刚刚闭幕的国民党一大选出的领导机构成员中，并没有蒋的位置，孙中山只任命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蒋自然很不满意，而孙中山又指示他不要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更让他觉得不受重用。同时由于他反对联俄容共的建议没有被孙中山采纳，担心孙中山从此会不信任他，终日忐忑不安。于是2月21日，蒋介石留书一封，即乘“龙山号”客轮，经香港、上海回了奉化。

将革命军队的希望寄托在军校上的孙中山对蒋介石的突然出走倍感焦虑，他一面派廖仲恺加紧军校筹办工作，一面即派邓演达到奉化专程“劝驾”，同时电告蒋介石：“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百数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蒋介石接电后，给孙中山回了一封四千字的长信，以陈其美对其知遇之恩，暗责孙中山对其信之不专、知之不深、爱之不切，共事不和衷。

之后，胡汉民、廖仲恺、李济深等也不断来电，催请他回粤。蒋介石自以为奇货可居，犹豫不决。4月初，孙中山派粤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盟兄许崇智去奉化相劝。许崇智的一席话，终于说动了蒋介石。许说：“你再在溪口雪窦山里呆下去就迷糊了，世上的事全不知晓了。告诉你，孙先生已经跟苏俄要了几千条枪正由海路朝广州运呢，还有大批款项，四周军阀都红了眼。你倒好，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把个聚宝盆拱手相让！”许崇智一本正经地警告蒋介石：“你要再不回军校，可就坐失良机！孙先生已经发话了，若你此次不跟我回去，校长一职将考虑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