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被逮捕的特务惯匪。

狡猾的狐狸终于落了网

劳有花的父母早在抗战时期就已双亡，她在济南有一个表妹，抗战后期曾经去过重庆，劳有花当时热情地接待过她，因此两人是有联系的。解放后，劳有花的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军官，她本人也成为干部，在区政府工作。劳有花在一家工厂医务室里找到了工作，不过，这家医务室连她一共只有两个人，因此，她被人称为医生，好在劳有花的那点医学知识也足够胜任这份工作了。

不久，行业开会也叫上劳有花，区政府举办政治性的宣讲员培训班，也有她的份，接着，又是工会。不到两年，劳有花已经成为厂里的积极分子。

“反右”运动结束后，工厂党组织发展考察名单中，有劳有花的名字。于是，劳有花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到了1958年初，党组织正式找劳有花谈话，然后叫她填写登记表格。登记表上要求如实填写本人履历，并且得一一列出证明人和证明人的身份、地址。这个问题，劳有花早已考虑过了，否则她也不敢要求入党。她把自已从1937年考取南京教会护士学校一直到在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的全部经历，篡改为考取护士学校毕业后在重庆、南京的私人诊所工作，一直到1948年底去上海奉命潜伏为止，那么证明人是谁呢？就是她表妹。

1948年底去上海潜伏的那段历史，她是这样考虑的：当时她离开上海来济南时，那个地址是在卢家湾那里的诊所，如果落网的那个台湾刺客已经把她供出来了，公安局已去查过了，也已经是一个无头案子了，因为那个诊所的人根本不知道她的任何情况，而她只要把那段短暂的时间放到济南，谎称离开曹家渡那家工厂后是直接到山东的，只不过在山东各处转了转，寻找失散了的亲戚，又在表妹家呆了一段时间，这样也就可以蒙混过去了。在霍山路杜传耀开的诊所和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时间她是照实写的，因为她认为自已在那里没有发生过政治问题，而跟那个老板发生肉体关系之事，已经跟老板的家属有过协议，双方都是守口如瓶。

工厂党组织分别向上海方面发了两份外调公函，一份是发往上海市卫生局的，要求代为向杜传耀调查核实……有关人员也想当然地认为杜传耀肯定在卫生系统工作；另一份是按照劳有花表格上的地址发往曹家渡的那家工厂。

前一份公函还在上海市卫生局时，后一份公函已经发生了作用。那家工厂确如发函者所估料的，已经公私合营，但还是在曹家渡原址，而且医务室也还是那几位，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份公函随即被送到了公安局。上海警方的档案中还保存着这个悬案的记载，尽管当时的经办人已经调离了原先的岗位，但是一查还是马上弄清楚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签署了逮捕令，指派警员前往济南对劳有花实施逮捕。

劳有花被捕后，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劳有花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注：本文系摘抄自曾洁：《谋刺陈毅案中的漏网女特务》

(责编：林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