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后人：孔宋家族未曾转移巨额财产到美国【2】

　　抗战时期宋氏三兄弟伉俪合影 本版资料照片由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教授提供

　　今天的学术研讨会吸引了宋家三代七位后人与会，包括宋子安的儿子宋仲虎及夫人宋曹琍璇女士、宋子安的孙子宋元孝、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祥先生和曾外孙冯永健、宋子文的外孙杨烈竹及夫人杨孔圣心女士。

　　宋子安的次子宋仲虎先生作为亲历者，曾与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蒋介石、孔祥熙等有过多次直接接触。上午，他发表了主题演讲，首次披露几位家族长辈鲜为人知的言行和心路历程。 “我们不希望过分强调任何个人或家族的作用。因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史建立在经历了残酷战争、灾荒的千百万民众的血泪与泪水之上的。 ”他在演讲开篇时说。

　　他表示，宋美龄女士去世后，诸如《纽约时报》、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和《时代》杂志等著名报刊上发表的讣告中却有一股险恶的潜流。其主旨在于声称：“她是一个好人，但她有一个不正当的家庭，在中国民族救亡的关头洗劫了这个国家。 ”“我曾经告诉很多亲戚，我决定给所有这些刊物写信，用所有我能找到的证据驳斥他们的指控。这时，我的表姐冯宋琼颐（宋子文的长女）告诉我，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初宋子文去世后把他的档案存放在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她说在宋家六个兄弟姐妹都过世以前，由于个人隐私的原因，一半的档案都不对学界开放。她说我或许能在这些档案中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

　　宋仲虎说，在67盒档案中，他通读了所有英文文件。夫人宋曹琍璇帮忙仔细阅读了其中的中文文件。有关孔、宋拥有巨额家产的谣言是如何开始及这一谣言背后是谁在指示等问题，宋子文档案对于帮助他摸清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是一座“富矿”。

　　在宋子文的档案中，另有一些有趣的文件，揭示了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如何擅于追踪、冻结以及没收中国公开在美海外资产，详情如下：

　　美国财政部长助理哈利·德克斯特·怀特在1945年1月29日致孔祥熙博士的信中，称美国政府详细掌握了中国政府的资产情况以及在美中国人的私人财产情况。

　　有一封在战争结束时从美国政府发出、收件人是宋子文博士的信件，没有签名和日期，信中拒绝了中国政府要求解冻某些中国公民的财产的要求。这些中国公民曾被怀疑与日本人合作，并且在战争获得巨额的利益。

　　宋仲虎表示，他本人从这件事中认识到一些道理：身处政府高位的人总是容易被怀疑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彻底透明公开；还有就是，可能需要时不时就重复公开史料文献。尽管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以后就不再有谣言四散，但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有些学者又开始提及这些谣言，而当时主要当事人都已经过世，不可能再作出任何回应了。又过了25年以后，才有像他一样的人，有机会去阅读这些旧时的资料并把它们公之于众。

　　他表示，还在宋子文档案中发现一份资料非常能代表宋博士的态度和精神，那是一封战后写给他父亲的信。他写道：“前几天财政部长摩根索来找我，说他要离开政府并且想在中国开展商业业务。我无法帮助他，因为我已决定只要身在政府一天，就不会涉足新的商业业务。其实，即便是现有的业务我也不打算扩张，只要维持现状，所以我决定还是介绍他去中国银行集团。 ”

　　“如果说，纠正关于我的家族成员的错误历史不能令我满足，这是谎话。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这不仅仅是涉及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事。我非常高兴，因为中国人能够了解到在那个忧患重重的历史时期中的国家领袖是热爱国家、诚实正直的人，而不是骗子或者盗贼——无论你对他们的政策或者决定赞同与否。 ”宋仲虎说。

　　日本档案中的宋子文

　　报章曾以“排日巨头”非难宋子文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交文书编纂部主任冨塚一彦这次为大会撰写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宋氏家族相关史料之简介——以宋子文相关史料为主》一文。

　　他介绍，日中关系对于二战期间的日本外交而言，与战后时期同样是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包括有关中国的欧美诸国与日本之关系，在日本的对外政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日本，有关中国问题的史料非常庞大，其中涉及宋氏家族的相关史料数量之多，尤其引人注目。这不仅反映了孙中山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宋氏家族在二战结束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反映了他们与日本之间密切的关系。冨塚一彦重点分析了有关宋子文1930年时的公文，从而考察日本方面对宋子文的评价。

　　“据外务省记录称，日本的外务当局与宋子文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是济南事件之后的事情。尤其是在签订日中关税协定之交涉问题上，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身份与外交部长王正廷代表中国进行交涉，日本方面由重光葵公使负责了交涉。这一交涉迟迟不见进展，曾经有不能达成协议的危险，但是由于双方之妥协，日中关税定于1930年5月得以签订。

　　重光在致东京的电报报告中提出，在对外关系上采取缓和态度有困难的中国政治情况下，交涉之所以达成妥协，宋家势力之尽力起了重要的作用，外交部的王正廷只不过起到联络的作用，因而认为国民政府之实权掌握于宋家之手，今后进行外交交涉与宋家势力联络非常重要。如此，作为重要的交涉对手，日本开始重视宋家势力，尤其是宋子文。”冨塚一彦说。

　　1933年5月，美中之间5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成立后，日本方面担心这部分资金会被用于抗日运动，对赴美进行交涉的宋子文表示警惕。对美交涉之后，宋子文赴欧洲建议成立财政咨询委员会，日本政府对这一计划之中排斥日本参加非常惶恐，命令当地的外交官对计划予以阻止。东京的外务省之内坚决主张阻止计划的人物是1933年5月就任外务次官的重光。

　　冨塚一彦认为，这是由于重光在任中国公使时代就对宋子文的政治才能给予高度评价，因而对宋子文非常警惕。另外，日本报章自5月的中国关税率改正以及美中棉麦借款以来，以“排日巨头”来评价宋子文，进行非难，或许这种日本舆论对重光的想法也产生了影响。

　　冨塚一彦认为，从对日关系的角度而言，日本对宋子文的评价对蒋介石等中国要职之影响，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后来，在中国币制改革等方面，宋子文也曾与日本接触，但是中日关税协定交涉时良好关系并无复返。

(责编：刘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