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他写了3份遗嘱，蒋经国、蒋纬国1份，宋美龄1份，交代家里的关系。他对宋美龄说如果你对我好，就把经国、纬国当成自己的儿子，又对经国、纬国讲，如果认我做父亲，就要把宋美龄当作母亲。之后，又像孙中山一样写了一封《告国民书》。
到了台湾，1962年蒋介石因为前列腺要动手术，写了一份遗嘱交代“交班计划”。当时陈诚是副领导人，如果蒋去世的话由陈继任领导人；剩下台湾两个最重要的职位，台湾省主席和“行政院院长”，他要求只能在周至柔、袁守谦和蒋经国中三选二。周、袁是台湾省主席、交通部部长，地位较高，蒋经国当时资历最浅，职位最低，而蒋将其与陈诚并列，嘱咐“互谅互助，彻底合作”，是竭力提升蒋经国的地位。
1971年蒋介石写了1份遗嘱，说如果他不在了，蒋经国可以做严家淦的助手，担任“行政院长”，且党政必须采取集体领导制。当时制度上规定严家淦权力最大，集体领导制实际上是不信任严，也是在提醒他不能把权力全部继承，实际上是让蒋经国通过集体领导制获得权力。
1972年蒋经国当了“行政院长”，“接班人”的地位基本稳固了，所以这以后的遗嘱就完全不涉及人事，只剩“反攻大陆”这种很“空灵”的事情。
蒋介石去世后，这份经宋美龄、副领导人和五院“院长”签字的遗嘱是这样的：“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营，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蒋经国如何接班
东方早报：那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蒋介石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陈红民：首先继承问题当然很重要，但1972年蒋经国做了“行政院长”之后已尘埃落定。事实上，1972-1975年蒋介石的生活相对悠闲，因为能解决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办法，比如“反攻大陆”，已然无望，他心里很清楚。剩下的经济建设，他自己也不是太懂，当时在台湾推进“十大建设”，这些工作主要还是蒋经国他们在做。
其实蒋介石晚年就不太考虑很具体的问题了。他身体不是很好，蒋经国每天早晚两次去见他，行政上的事情包括人事等都是蒋经国在面见时汇报，回头再在会上传达，其他人是见不到蒋介石的。
我认为当时蒋介石最关心的是和美国的关系，担心台湾被美国抛弃。因为台湾已经“退出”联合国，如果再失去美国支持，就更加岌岌可危。
从蒋介石晚年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更多地在关心国际大事，包括欧洲、非洲、东南亚国家的局势。对于台湾内部的政治、经济建设不太操心，偶尔会关注人事的布置安排。这里的原因在于，台湾的局面是否能继续维持，不在于他自己怎么努力，而在于国际格局怎么变化。如果变化不好，他就被人家玩掉了。他自己没有任何砝码。
东方早报：蒋介石最终把“接班人”的位置传给了蒋经国，这个“传子计划”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陈红民：我认为一开始是没有所谓“传子计划”的。
责编：李萌
赞
踩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