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关系原来并不好，毛福梅（编注：蒋经国生母）去世后交流障碍才逐渐少了。蒋介石真正开始培养蒋经国是1940年代蒋经国进入中央干校，那时候他就开始说“革命后继有人”。1949年政局变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只有蒋经国陪着他，这时蒋介石对蒋经国的认识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后来在台湾才真正开始培养蒋经国。
但培养蒋经国接班有两个大的挑战：一方面是美国的态度。蒋经国当时访问了美国五六次，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了解和接触美国，也让美国方面了解他。
第二方面是内部的阻力，比如吴国桢、陈诚这些老一辈“权臣”。早期是通过陈诚和吴国桢两个人的矛盾相互牵扯，当然这不只是蒋经国的问题，甚至还威胁到蒋介石的权威。1965年陈诚去世之后基本上没人能对蒋经国造成威胁，剩下的问题是怎样培养他。所以从“国防部长”再到“行政院副院长”，从军到政的过程，都让他去历练。
东方早报：蒋介石不信任老部下，执意要儿子接班，是否受到大陆时期的经历和教训的影响？
陈红民：不完全是，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原因。蒋介石是一个从传统社会走出来的人，他有现代政治意识但他做不到，甚至他不知道怎么做。我个人感觉，他对未来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没有蓝图。
所以他很多政治经验都来自传统社会。他首先是要确保国民党政权不丢掉。第二，在把他所有的对手打倒的情况下，只有蒋经国能接班，因为他手下已经没有人可以继承他——陈诚去世，吴国桢被赶走，剩下的这些人中，严家淦比较能干，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资历很浅，军队也不会听他的，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办法来领导国民党的政权。
蒋介石心目中的国家领导人，领导的是一个现代社会，比如军权、司法权是分制的，经济交给具体的部门，这就需要领袖必须是全能的，需要全方位的培养。最后就像他自己一样，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全才，继承他的人也必须是这样。
另外蒋介石年纪大了之后，跟社会的接触面也很窄，他同辈的比如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这些人，他看不上了，他学生这一辈他也看不上，最后他也找不到人接班。他满眼看到的就是蒋经国，只有这个儿子。
国民党有自己的政党伦理，选择领导人既要有能力，革命经历也要有。这样来看蒋经国，他的履历完整，各方面能力都得到过锻炼，国民党内除了陈诚之外没有其他人能和他比。其实蒋经国也不容易，1949年开始培养，到1972年接班，20多年的培养也真是下了血本的。国民党这种政治伦理，好坏另说，但也不能说蒋经国完全因为是蒋介石的儿子就做了地区领导人。
东方早报：关于蒋介石去世消息是如何公布的？台湾社会的反应如何？
陈红民：蒋介石去世是1975年清明节。那天白天天气特别好，到晚上突然就电闪雷鸣，蒋经国就称他父亲病逝时台北的天象是“风云异色，天地同哀”。当时蒋介石已经生病很久了，所以很快就公布了消息，没有特别之处。
他最后的遗嘱是在1975年3月29日口授，由秘书秦孝仪整理记录的。4月5日蒋去世的当晚，这份经宋美龄、副领导人及五院“院长”签字的遗嘱，迅速由“行政院”新闻局交各传播机构播告。
蒋介石是基督徒，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甚至一般民众都不知道。所以遗嘱中有“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大家很奇怪这怎么能联系在一起。他陪葬的书中既有孙中山的书，也有基督教的《荒漠甘泉》等。
对于当时台湾民众来说，蒋介石去世的消息还是很震撼的，毕竟他的权威与影响力无人能及。各种假期活动取消，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停止营业，各商店门前下半旗哀悼，民众多佩戴黑纱。
另外，当时世界政治局势还有不确定性，虽然蒋经国上台，但民众内心还是有恐惧，台湾何去何从，所有的压力都还在。
4月9日中午，蒋介石遗体移到台北“国父纪念馆”灵堂，并于10日-14日开放灵堂，供民众瞻仰遗容。据台湾报纸统计，5天内前往瞻仰者达2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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