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因台執政當局將核四是否停建提交島內“全民公投”，有關核四的爭議被再度引爆，朝野各方力量紛紛參與，呈現出復雜難辨的面向。隨著參與范圍的不斷擴大，討論出現了失焦態勢：核四的經濟效益問題逐漸被忽視，能源政策應該如何調整也鮮有人提。相反，核四及整個核電的安全問題被“反核”力量有意識地抽離出來，不斷強化。“反核”變為一個不容質疑的神聖的符號，並對“擁核”者貼上既得利益者的標簽，致使“擁核”的聲音幾乎難以聽見。在此，核四問題已被“民意”由一場需要專業知識和理性精神的嚴肅討論異化為一場民粹主義的喧囂。

令人警惕的是，近期台灣社會出現一種公共議題異化的常態化現象——公共議題的討論往往都陷入朝野藍綠雙方政治紛爭中，難以自拔。紛爭中的藍綠內部各派系、“諸侯”都挾“民意”自重，難見心平氣和的協商與深思熟慮的妥協，更多是處心積慮的政治操弄和以上位為目的的卡位表演賽，專業而理性的政策論証最后不得不讓位於基於“民意”的政治表態站隊，在最后實在僵持不下時就習慣訴諸於“全民公投”。

最近島內持續發酵的年金改革議題就出現被“異化”的征兆。由於改革涉及面廣，特別是涉及國民黨傳統“鐵票”來源—軍公教群體，因此不僅引起了綠營的激烈反對，還引起了藍營內部的巨大反彈。各個群體的“民意”代表者都聲稱自身是最大受害者，竭力聲討不公，宣稱初始改革方案不合理。可以預計馬當局的年金改革方案將面臨重重困境，最終可能會出現誰都不滿意、執政滿意率再創新低的尷尬局面。

在島內遭受“民意”杯葛的不僅僅是台灣的社會政策，台灣的戰略發展規劃和社會經濟政策也在內爭中不斷搖擺，屢屢貽誤了發展良機。2012年台灣人均GDP突破2萬美金，社會經濟已經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但橫向比較而言，台灣已經失去了當年亞洲“四小龍”之首那種奮發前進的狀態，尤其是與韓國相比，近些年發展態勢明顯趨緩。2004年韓國實現了人均GDP對台灣的趕超，此后領先優勢不斷擴大，2011年高出台灣約兩千五百美元。當台灣朝野上下還在為加入FTA爭論不休時，韓國政府早已編好預算及配套措施，以應對自由貿易的沖擊﹔當台灣還在遲疑應不應該和大陸在汽車等領域進行合作時，韓國則抓住時機，與大陸展開深度合作，結果就是韓國汽車在大陸市場佔有率超過10%。雖然台執政當局先后提出兩兆雙星、“黃金十年”等發展規劃，但始終績效不彰，難以讓人滿意。究其原因，恐怕與島內掣肘不斷、朝野各方各自盤算難以形成共識的狀況分不開。

由此可見，台灣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所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如產業結構升級、社會保障制度重建等，已難以通過正常的代議制民主政治手段得到解決，隻能在政客對“民意”的操弄中不斷累積。民選政治具有諸多優勢，但執政行為短期化、社會共識難以凝聚的弊端卻往往難以克服。遺憾的是，近期台灣所面臨的困境正與朝野藍綠雙方礙於民意甚至是為討好民意而不斷內斗密切相關，最終付出代價還是台灣的社會經濟以及民眾對執政者的信任感，甚至是對政治參與的熱情。近期台灣的民調就顯示出民眾對馬當局滿意度很低，最低隻有13%，但對在野的民進黨也並沒有表示出太多的期待，政治冷漠感正在蔓延。這是未來值得關注的新現象。

（謝楠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經濟室台灣問題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