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是台灣間諜。”這一驚人的消息是在鄧麗君去世不久，由台灣雜志《獨家報道》首先報道的。

原國民黨高級將領谷正文說：“鄧麗君是台灣國民黨國家安全局的秘密情報工作人員，隸屬於‘台灣國家安全局’第三處，配合協同工作的是我所在的台灣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統計局。”

此后，日本著名記者宇畸真及自由作家渡邊也寸二人共同對鄧麗君的生平進行了長達4個月的追蹤採訪調查，出版了《鄧麗君的真實》。

“關於鄧麗君是間諜一事，我們的結論是肯定的……在她所生活的那個時代（60年代后半期），她所能選擇的道路也隻有這一條，即當時的社會現實迫使鄧麗君走上了‘間諜’這條道路……冷酷的國際政治硬將鄧麗君推上了政治舞台。”

谷正文說，1968年夏天，鄧麗君收到來自新加坡的邀請書，邀請她參加1969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劇院舉行的“慈善音樂會”的演出。

年僅15歲的鄧麗君向台灣有關部門提出了出境申請。由於鄧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出境申請的還有她的母親趙素桂。

當時台灣仍處於軍事管制戒嚴令期間，各種民間社會活動和人身自由均被“明鬆暗緊”地監視著，進出台灣的任何人都毫無例外地受到台灣安全局的嚴格審查。“連外交部長都不得例外。”谷正文說。

出入境申請的審查有一個十分重要的項目，即申請人是否能夠利用現有條件為台灣政府進行情報工作。

自從1949年蔣介石改編重組國民黨特務系統以來，“特務政治”的行動方針一直主導著台灣國民黨軍隊、政府和民間社會。許多台灣的民間人士、知識分子以及文藝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況和條件下，被收編進了國民黨特務組織。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為了得到出境許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台灣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交換條件，被收編成“台灣國家安全局”的情報工作人員的。鄧麗君正是屬於這一類。

谷正文說：“像鄧麗君這樣的情報人員，原則上與專業間諜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她）們不承擔那些需要特別間諜技能的諜報工作，而只是利用他（她）們現存的條件，在適當的情況下為台灣國民黨政府效勞，充其量也隻能算是個信息傳遞媒介而已。”

得知“鄧麗君是間諜”，人們在驚訝之余，普遍傾向於同情鄧麗君。

人們表示：當局以批准出境演出為交換條件，將一名尚未成年的少女脅迫收編進特務組織，這種做法是為人之常情所不能容忍的。其他國家的新聞媒介也認為，台灣當局如此不擇手段地實行如此惡劣的“特務政治”，實為罕見。

(責編：劉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