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岸关系若套用国台办主任王毅的话,就是‘大合作、大交流、大发展’,脚步非常快,而民进党无论态度如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董立文说,民进党内对两岸关系的共识蛮高,已经意识到“态度要转变、做法要调整”,只是,“在调整的速度、做法上的优先次序,还有不同意见,还要时间去整合和凝聚共识”。 |
民进党内关于两岸政策的争论还在持续中。
此前,我们采访了谢长廷子弟兵赵天麟、蔡英文嫡系人马罗致政、陈水扁办公室前主任陈淞山,他们从各自角度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进行了解读。那苏系阵营又有怎样的观点?
近日,民进党“中国事务部”前主任、苏贞昌两岸政策的智囊成员董立文接受了导报记者的独家电话专访。
“两岸关系若套用国台办主任王毅的话,就是‘大合作、大交流、大发展’,脚步非常快,而民进党无论态度如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董立文说,民进党内对两岸关系的共识蛮高,已经意识到“态度要转变、做法要调整”,只是,“在调整的速度、做法上的优先次序,还有不同意见,还要时间去整合和凝聚共识”。
关于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变化
“调整和改变成为共识,但调整速度和次序存分歧”
导报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担任过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这个部门一度被裁撤,如今又恢复,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
董立文(以下简称“董”):其实,在2008年政党轮替后,民进党内就有恢复的呼声,而且是时任主席蔡英文的主张。不过当时民进党面临政党缩编,还有负债,因而没有积极推动恢复。所以2012年苏贞昌竞选主席时,就当做政见提出来,并迅速恢复。
记:这反映了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怎样的变化?
董:事实很明显,在马英九执政以后,两岸关系若套用国台办主任王毅的话,就是“大合作、大交流、大发展”,脚步非常快,成为台湾重要的议题。而民进党面对两岸关系迅速而复杂的变化,无论态度如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急需一个专门的部门来专责研究两岸问题。面对这样的客观状况,“中国事务部”需要恢复,也是民进党内的共识。
记:以您长期的研究与观察,您觉得民进党内对于两岸关系的处理,主流意见是什么?
董:现在民进党内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其实共识蛮高的,无论蔡英文还是苏贞昌的主张,重叠性很高。简单地说,就是大家认为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 “态度要转变、做法要调整”。民进党恢复了 “中国事务部”,举行了一连串两岸政策的研讨会。在实际政策上,也不再是为反对而反对,而是会提出具体想法,例如,陆资赴台、陆生健保,我们都提出自己的政策版本。从这些可以看到,态度和做法都在转变。
记:那您觉得现在困境在哪里?
董:我想,一方面的困境,是这种交流必须是民进党与共产党之间互动的,彼此都应该调整。双方距离在接近,但还没有交集。当然,这也不急,立场南辕北辙没有关系,只要态度一致,总有交集的一天。还有另一困境,就是台湾内部政党的斗争,使民进党很多做法会在蓝绿内斗中耗掉。也就是说,现在民进党已经意识到要调整、要改变,但调整的速度、做法上的优先次序,还有不同意见,还要时间去整合和凝聚共识。
关于苏贞昌的两岸政策思路
“‘中国事务委员会’明年五月前成立,其他缓步稳步走”
记:有人说,民进党内现在像个“高压锅“,对两岸政策讨论很多,您觉得苏贞昌的挑战在哪里?
董:我觉得说民进党像“高压锅”是不了解民进党啦!我的观察是这样,年初败选之后,党内的大辩论尤其是两岸政策的大辩论,就已经开始了。民进党不是一个封闭型的政党,而是开放到“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辩论两三轮之后,认为脚步太慢的其实是少数意见。民进党就算要改变做法调整态度,也必须缓步稳步走。
记:您觉得2016年“大选”前,苏贞昌在两岸政策方面会有怎样的积极做法?
董:这些当然都在腹案中,但时机不到。其实我非常赞成苏主席上台时所定下来的政策优先顺序。首先,他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民进党自己的改革。民进党最大的问题是关系结构的问题,就是北蓝南绿、头重脚轻。所谓头重脚轻,就是越高层的民意代表当选得越多,越基层越少,民进党要怎么突破民意支持的结构限制?其次,民进党作为一个在野党,职责就是监督执政党。再来,两岸现在在推动的具体事情,无关意识形态,民进党必须以个案来检视,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三样就够民进党这两年忙碌了。
记:那您觉得“中国事务委员会”会成立吗?谁又是最佳主委人选?
董: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那是肯定的,都讲这么多了,不成立不是开玩笑吗?至于人选,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和机制。苏贞昌要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目的是让它成为整合党内意见的平台,它并不是一个决策机构。我估计成立的时间不会超过明年5月,因为过了明年5月,苏贞昌任期就过了一年了,过一年还成立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