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李登辉为何两度加入中共又两次退党？【3】

二“一个青年学生的错误”

与此同时，在新“台共”及其外围组织逐渐走向全面瓦解的过程中，上从高层领导人蔡孝乾（“省工委”书记）、陈泽民（“省工委”副书记兼高雄市工作委员会书记）、洪幼樵（“省工委”宣传部长）等，下至各市各行业“工委”及基层成员，变节者、自首者，即所谓“转向者”的大量涌现，也是触目惊心的，大概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还罕有其匹。

有关早期政治案件的最重要纪录《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已成为当下每一位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人必读的资料。书中，那份档案文号“44901-444048”的文件，在对“台湾省工委”案的综合检讨中，直指：

……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

这一几近洪水雪崩般瓦解的速度，连蔡孝乾本人也感到震惊。再度落网后，他不禁感慨：政治局势，真的是变幻莫测，早三五个月，还信心爆棚，以为解放军必将挟席卷大陆的余威，迅速解放台湾，新政权的成立指日可待，“怎么忽然间，我们的组织说垮就垮了！”

“转向者”中，不太为大陆读者所知的，便是李登辉了。

李登辉，1923年生，台北县三芝乡人。父亲李金龙任职刑事警察，职务调动频繁，虽随父亲不断地搬家和转学，但李登辉有机会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在淡水中学，他几乎各科成绩都排名第一。随后考上台北高等学校。1943年9月，从该校毕业，同年10月，他进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农业经济系就读。期间，他日后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回忆：“大学时期，我遍读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也曾深加钻研，反复读过好几遍。”（《台湾的主张》，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版）

三年后，他回到故土，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他正是台湾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二二八事件”中，李登辉一度参加谢雪红组织的反政府活动，当他的同学、“二二八”活跃分子陈炳基遭学校开除又被通缉，他将其带到自己三芝乡的老家源兴居躲起来。“或许有人会问，当时我在哪里？事实上，当时我也是被镇压的对象之一……生为台湾人，既对台湾的未来充满使命感，也对学习农业政策怀抱着满腔热诚，正值年轻的我，怎么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问世事，闭门苦读？”（《台湾的主张》）

在台北，李登辉借住川端町（今台北市古亭街一带）的水利会宿舍，他为自己的房间取了一个很有共产主义意味的名字“普罗寮”。在台大，他结识了正在台大法学院学习的中共地下党员吴克泰，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经常一起讨论时事问题，吴克泰的许多观点，李登辉都深表赞同。后者给前者的印象是，人比较厚道，肯用功读书，做事认真，而且思想进步。1946年9月，经时任“省工委”组织部长张志忠的同意，吴介绍李加入中共。

入党后，除了每周一次的组织生活，组织上没有交给李登辉什么具体任务。1947年1月9日，台北爆发了大中学校基本上全部参加的空前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吴克泰是这次游行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为了保存力量，地下党员本可以不参加此次活动。但当台大学生队伍走到新公园附近时，吴克泰一下看到正手臂高举、呼喊口号的李登辉，他不像本地人的一米八几的高个子，在游行队伍里犹如挺拔的钻天杨一样醒目……

“二二八事件”遭镇压后，吴克泰被通缉，来到上海，这期间没再与李登辉联系。当年8月下旬，吴再返回台湾，任台北“市工委”委员，“学工委”书记。没多久，“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告诉他，李登辉要求退党，要他去了解一下情况，争取把李登辉留住。在李登辉的女友曾文惠家，吴终于找到了李登辉。问李为何要退党，李回答说党内不纯，有人有野心。并表示退党后，一定会保守党的秘密，同时也要求组织为他的这段历史保守秘密。吴克泰看其去意已决，没有多说什么，回去后马上报告了蔡孝乾，蔡一脸勃怒之色，但只好被同意了（参见《吴克泰回忆录》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年版）。

退党后，“普罗寮”里仍不时有左翼青年出没。来得最勤的是陈炳基、林如堉、李苍降、李熏山四人。其中，陈炳基、李熏山，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不过李登辉不知道而已。四人有意成立一个组织，吸引进步青年从事社会运动。组织名称沿用毛泽东当时正侃侃而谈的“新民主主义”，以“新民主同志会”命名。作为发起人之一，李登辉也参加了该会。在陈炳基、李熏山的工作下，同志会的几个人一起要求集体加入中共，且定有彼此保守秘密的君子协定。刚退党不久的李登辉，不便明说，也不好反对，只好随大流再次办了入党手续……

李登辉很少参加“新民主同志会”的活动。让当事者记住的仅是，1948年“二二八事件”周年纪念前夕，当时“新民主同志会”发起人每人草拟一份《告台湾同胞书》，最后由组织决定圈选一篇对外散发。五人里，自视马列的书读得最多，又是唯一喝了洋墨水回来的李登辉，自认为自己写得最好，可组织上选定的是李熏山的文章。他颇有些无奈地将此文邮寄到各公家机关及公司行号，并在台湾大学内张贴。这是李登辉最后一次参与“台共”及“新民主同志会”的活动。

同年夏，李登辉退出共产党。他此次的理由是，自觉并不适合党组织的活动。自己是学经济学的，有兴趣从学术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却不是对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有兴趣。他又一次承诺，对“台共”和“新民主同志会”的一切事务，日后均绝对守口如瓶，“同志”不再做了，还会维持“朋友”情分。

两段在“台共”的经历，李登辉的“红色岁月”，加起来还不足两年。

笔者忘记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

尽管李登辉这类从日本回台湾的“台共”成员，和岛上的大多数共产党党员，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想法上基本一致，但彼此之间，仍存在着某种复杂微妙的差异。有过日本经验或受过日本文化影响的“台共”成员，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如郭琇琮这般坚忍、谦和又具包容性的人不多，多的是自认受过西方先进教育，平日自视甚高，举手投足之间，不免有些骄矜，骨子里瞧不起从大陆派来台湾、或本土草根阶层里冒出来的“领导”，看他们没有文化，缺乏素质，彼此在政治理念上也多有歧异，共处日久愈难弥合。双方的尖锐冲突自然与日俱增，李登辉一类人与“红色革命”分道扬镳，只是早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