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李登辉为何两度加入中共又两次退党？【4】

当年“新民主同志会”的五名发起人里，李苍降、林如堉遇害，陈炳基、李熏山坐了多年牢狱。1950年，二进二出共产党的李登辉，主动办理了自新手续。此后，受到政治监控，最长一次被情治部门连续审查七天。

二十年后，在其“农复会”上司沈宗瀚的力邀之下，李登辉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的推荐下，引起蒋经国的注意。1972年为蒋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蒋经国告诉眼前这个面有忐忑不安之色的中年人：你的有关材料已经烧了，以后没有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

众所周知，“好好做事”的李登辉，最后坐进了年轻时他和许多左翼青年立志要推翻的这个政党的“总统府”……

审查李登辉时，谷正文虽已卸下长达十七年的保密局侦防组长职务，转调由原保密局改制为情报局的督察室主任，但仍有机会参与讯问李登辉，并对这位从美国回来的农业经济学硕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讯问当时，牛树坤坐在办公桌后面，我坐在桌旁待客沙发上，李登辉则恭谨地端坐在门边木椅上。这位农复会技正，长型脸孔，是一个典型戽斗。他剪了一款短而整齐的西装头，鼻上架着一副细金边近视眼镜，穿着撩起半截袖子的白衬衫，整个外型，显露出几分风流俊俏。

从他的眼神、仪态及应讯时的简洁回答中，可强烈感受到相当浓厚的绅士气味。不过，我却同时认为，像他这种外表过于拘谨、个性处处流露出过分雕琢痕迹的青年，对事情不会有太大的热情，对问题也不会有独特的见解，所以不可能在共党组织中有大作为。

在应讯中，李登辉以很诚恳的态度，坦承了参加中共在台地下活动的经过，他说：“那是一个青年学生的错误，请你们给我机会悔改。”

结案前，李登辉被暂置在调查局新店休养所（调查局处分失职人员的禁闭所），与当时的苗栗调查站站长翁文维同房。李登辉在休养所大约待了四个月，才由他的顶头上司、农复会主委沈宗翰与秘书长蒋彦士出面将他领回……（谷正文口述，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档案》，新店：独家出版社1995年版）

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与李登辉这般信仰善变者，不在少数。他们离郭琇琮的信仰，至少相隔九座阿里山。他们是凭着一股压抑与愤懑，被裹挟进红色革命中来。这些人多半视参加红色革命为解决个人现实困境和岛上未来政治构架的选择之一。当此种选择，不久便成了虎口之羊、流水落花时，他们的恓惶退出——或者重新选择，或者从此风流云散，就是正常不过的事了。他们之中，甚至包括了后来主张台湾应归联合国托管或独立成国的一些分裂分子。

再有，与蓝博洲笔下的“共产青年”们相反，当年参加红色革命的一些人，他们的理想是物质化的，可感可触的，在他们眼里，这“台共”就是一家业绩良好的期货公司：如同经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蔡孝乾，也打算到故土台湾来衣锦荣归，醇酒美人，香车宝马，他们认定一旦解放军攻陷下台湾，这家期货公司，必定能够兑现出种种非同小可的利益来。他们曾目睹日军统治台湾时，那些趁机配合的“先知者”是如何藉之成为富商、地主、权倾一时的要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五星红旗插上宝岛之前，他们也须抢先一步，搭上这班可能飞黄腾达的特快列车。

作此想的，有商人、小地主，也有社会名流。前者是要从有产者变为更大的有产者；后者则是期待在新政权里做官发财，或者还出自于不甘寂寞、总想走入时代聚光灯下的本性。当期货公司不能将期货变为现货，而且，还面临蚀去老本的巨大风险；当特快列车出发了，驶向的却不是原定的黄金海岸，而是靠近了万丈深渊，他们像沉没前船舱里狂奔的老鼠一样退出公司，宁肯摔破脑袋也要跳下列车，便有着百分之三百的心理驱动。至于一些来自农夫、工人的参加者，大约便像列入“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的鹿窟村的村民了，他们不会有期货公司那般大的愿景，也难萌生抢先登上特快列车的心机。据也出身于共产党的谷正文观察，多数的“台共”基层成员，对共产党都没有深入的认识。他们是肤浅的，大抵只把共产党看成了当今的水泊梁山，除了名称和它的宣传口号，对共产思想的了解几近幼稚。

他们肯定又是朴素的。“柴门闻犬吠，风雨故人来”，若身陷生活困顿之时，“故人”允诺他们将会有足够多的牛奶和面包，好日子也会随之来临，他们便会推开柴门迎迓而去，为“故人”而作息，也为“故人”而坚守。倘若“故人”的允诺，越来越像是墙上画饼，纸上谈兵，无需外部环境的恶劣，大概他们自己就会急着回到柴门后的老日子里去，望着如豆的油灯，自我解嘲地叹上一句：

没找到茅房，解什么裤腰带呢？

三“叛徒”问题的再思索

外面环境的日益严酷，亦是变节者、自首者大量涌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极大地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情势。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从此，大陆和台湾在地缘上被一刀割断，“台共”党员及其外围组织成员们所翘首以盼的解放大军终究没能到来；一场因东西方冷战而起的全球性反共风暴中，原本孤家寡人的国民党当局，终于回黄转绿，卸下“外患”，得以从容地、大刀阔斧地解决“内忧”。

继1950年发布《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1953年颁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联保办法》之后，1955年6月至8月，当局又进行“在大陆被迫附匪分子总登记运动”，要求在大陆曾参加共产党的党、政、军、经济、文教、社会团体及各公私团体者，曾在共产党的工商机构、宗教组织工作过的人，曾接受过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社团、文教、民运、乡镇工作等训练的人，曾受共产党直接利用或“附匪分子”间接利用的人，都要到保安司令部办理登记。

此乃二十世纪地球之一景——已形成两岸分治格局的国共两党，仍在继续警戒着各自统治区域的中国人。在此之前，在大陆的中国人，除非戴上了红领巾的孩子，亦必须统统向政府登记交代与旧政权的所有关系。

在台湾，在这一总登记运动中，用时任台湾省主席严家淦的话说，便是“凡是匪谍以及态度不暗不明、模棱两可的人，都将视为危险人物，必定要予以清除”。

其时，在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的麾下，已有10万多名警察，分属于台湾省警务处、20个县市警察局、87个分局、187个分驻所、12698个派出所、5027个警勤区，警察网遍布岛内各个角落。此外，还有分属六大系统达5万人之多的特工人员。警察、特务和各类情治人员占台湾总人口比例之高、网点之密，恐怕在当年的世界上屈指可数。

“八胜园”里的灯光，还有长安东路18号，及其后大直七海寓所书房里的灯光，常常亮到子夜。在蒋经国的指挥、调处下，在大量接受美国经费、警察特工先进装备的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组织架构、作业模式，也逐渐引进岛内。昔日中统、军统充满苏俄“契卡”偏执与狂暴特色的办案风格开始淡去，但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蒋经国的骨子里，仍是斯大林“专制加暴力”主义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