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買賣”：台灣老兵的爭議“愛情”【2】

那天我們上山拍外景，陳履安住在農場的蔣介石行館，早晨陽光正美，他心情很好，約我陪他四處走走。陳履安當時談興極佳，告訴我許多他的少年時光，過了一會，山上走下來幾個裹著厚外套的“榮民”，他們看見陳履安后都聚集過來，其中一位“榮民”伯伯更是突然激動地跪下，我呆呆地還來不及反應，陳履安一把扶起老伯伯說：“別這樣，別這樣，生活好嗎？”

老伯伯哽咽地回答說：“都這麼多年了。”

“都這麼多年了”，這句話重重地落在我心頭，看著他們佝僂的背，滿頭零亂的白發，我突然想起在他們那擁擠雜亂堆放著紙箱、破報紙的小房間裡，那些女人蹲在地上，用瓦斯爐燒菜，邊上有鍋吃了很久的燉肉，幾把早上採的青菜。后來，在剪輯室裡，我再三看著這些女人的臉，她們多不年輕，沒有曼妙的身材，走在街上，她們只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大嬸，在政府所謂口口聲聲照顧老“榮民”的教條中，真正陪伴著他們寂寥身心的，不就是這群女人嗎？甚至在拍攝當天，為了配合我們，這些女人還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花洋裝。

最后的“女人香”

1960年代，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希望逐漸渺茫，軍人開始有了落地生根的想法，但他們大多收入極少、生活漂泊不定，加上語言不通、生活習性或族群等因素，願意嫁給軍人的本省籍家庭並不多，還有部分外省籍男性在過了適婚年齡后，向本省窮困家庭買“童養媳”來照顧自己。兩岸開放探親之后，不少邁入遲暮之年的老兵，跨海迎娶足夠當自己女兒或孫女的大陸配偶，或東南亞籍配偶，相伴度過晚年。

我的小學同學阿玉，在前些年也加入了“收尸隊”行列，她有過短暫婚姻，單身后在男人間“流浪”，邁入中年，仍一直單身且沒有子女，中壢老舊村裡仍有不少“榮民”老伯伯，她的一個姐妹替她介紹了一位退伍上校，平日她陪他上醫院挂號、拿藥，到銀行排隊辦事、郵局寄信，或是到市場買菜，晚上一起看電視。

阿玉對我沒有保留，她告訴我自己的生活，“有時候看這些老人推著輪椅、帶著尿袋、打麻將，吃吃家鄉菜，贏了給我幾百元吃紅”。她的“同行”姐妹們多半是來自台灣各角落的中年女子，單身離異，沒有正式工作，有些是保險公司保險員，有些是看護，有些就四處打零工。

“每個女人都有目的，只是看誰比較有良心而已”，阿玉說有些女人，就一心一意地服侍一位終老，有些就是習慣性地腳踏三條船。“老男人談起愛情也像年輕人。”阿玉說，“其實老伯伯們一生沒有女人，沒有家的感覺，在晚年有人一起生活，他們明知道女人的目的是什麼，但依然很珍惜晚年的情愫。”為此，阿玉總覺得自己是騙子。

“有些女人還會主動給老伯伯們買偉哥，明知道老人家多有心臟病、糖尿病，食物要清淡，但卻常常給他們吃大魚大肉，不發病才怪。”對這個群體的知根知底，也促使阿玉主動斷絕了和上校伯伯的聯系，悄悄地搬了家。阿玉聽人說起過，上校伯伯還到她的住處去找她，但她再也不出來見他了。

在我訪問過的女子中，有些人甚至已經有了好幾間店面出租，當了包租婆。“她們都不用工作，也不用跑保險了！”有的“榮民”老伯伯一生單身沒有后人，臨終把所有財產送給最后的“女人香”，也心甘情願，“她願意照顧我，我很感激呀”，“過了那麼久一個人的生活，有人陪著吃香噴噴的熱菜、熱飯，才有家的感覺”，“有女人一起過，生病也有人照顧！”

負面的現實

社會新聞中有關“收尸隊”的新聞，向來是負面大於正面，隨手拈來都是“收尸隊”的負面新聞。在探訪中也從別人口中聽到過有位老伯伯洗澡，女伴去唱卡拉OK，回家時老伯伯卻凍死在浴缸裡的慘劇。

意玲曾在“退輔會”擔任課長，每年總有幾回輪班住在辦公室，我問為什麼還有公職人員得住辦公室？不是每個部門都有保安或是緊急聯絡人嗎？她說這些年老“榮民”逐次凋零，孤苦者常常因為生病、沒人照顧，在台灣沒有親人，送醫院常常得要親人簽字手術，還有許多老人選擇自殺，她們得隨時留守辦公室處理意外——多是半夜趕赴醫院，替老“榮民”處理住院、開刀事宜，甚至是送終。

台灣《中國時報》2010年10月22日就曾有過這樣一則報道：

現年85歲的老士官長王士龍，近10年來，陸續迎娶了三任大陸妻子，結果一生的積蓄全被騙光，就連最后的養老住宅，也被第三任大陸妻子徐連英賤價變賣，得款2200萬元逃回大陸。

因為前兩位大陸妻子都是跟他要錢，要不到錢就吵架，所以每段婚姻都隻維持兩三年。王士龍對第三位來自大陸的妻子是有防備之心的。他把房屋及土地所有權狀藏了起來，不時地偷偷去看兩眼還在不在。他沒想到，這位妻子復印制作了一份假証件。在妻子用真房屋及土地所有權狀去辦各種手續的那段時間，他看到的“原封不動”的証件只是個復印品。

妻子有天說，來台三四年了，想讓王士龍陪她回河南老家一趟，在河南期間，妻子說有事先回台灣，等他再回台時，走進公寓樓，門衛告訴他房子新主人已經入住。

對於“收尸隊”中發生此類事件，社會的評論當然是負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