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筆下的蔣介石

　　馮友蘭筆下的蔣介石頗耐人尋味。

　　據馮友蘭晚年回憶，抗日戰爭時期，他在西南聯大，但每年總要到重慶去一兩次。 凡是從別的城市到重慶的比較知名的人士，蔣介石都照例請吃一頓飯。馮友蘭差不多每次到重慶，都會接到送來的請帖。

　　每次吃飯，大約有20人，座中常有別的城市的頭頭。蔣介石看見這些人總是問：“你們那裡現在怎麼樣？”如果回答說很好，他就不再問了。如果回答說有些問題，他就追問是些什麼問題，回答的人如果有些話說得不合他的意，他就發怒，有時還當面斥責。所以，去參加吃飯的那些頭頭，都是戰戰兢兢的。

　　“經過幾次這樣的場面，我發現一條規律：善於做官的人，如果蔣介石問他所管轄的那個地方的情況，總是說很好。這是一個最簡單最容易最保險的回答。說一個‘好’字就過去了。假使回答說有問題，甚而至於還要說有什麼問題，要對那些問題作一種分析或請示，那就麻煩了。不但解決不了問題，而且可能還要受到斥責。我心中忽然明白了一個問題：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有許多皇帝，也不能說是不聰明，到后來總是把事情辦糟。像唐明皇，在安祿山已經打到潼關的時候，他還是照樣尋歡作樂，那些掌權的大小官員，在他面前都不敢說真話，因為說假話最容易最保險，而說真話會引起麻煩。大小官員都不得不用官僚主義的一個妙訣，就是前面說過的‘瞞上不瞞下’。瞞來瞞去，就隻瞞著掌握最高權力的那一個人。等到那一個人也覺得他是被瞞了的時候，事情已經糟到極點，無可挽回了。”（《三鬆堂自序》，三聯書店出版，1984年第1版，第112~113頁）

　　馮友蘭觀察細微，這段評論也是極為深刻的。

　　一個政治家很少會說不願聽真話，有時還會在公開場合語重心長地鼓勵人們講真話呢，但由於個人的品德觀念、辦事風格，更由於制度和他所代表集團勢力的上升或沒落，很多時候恰恰就聽不到真話，甚至走到不願聽真話的地步。聽不到真話，意味著不了解真實的情況，在此基礎上進行決策，當然存在很大風險。

　　1942年，由於日本侵略，連年戰爭，再加旱災，河南省發生了大飢荒。據后來回憶，當時“飛蝗蔽天，野無青草﹔災情慘重，人民賣兒鬻女”。國民黨政府以“影響抗戰士氣”、“妨礙國際視聽”為由，對災情實行新聞封鎖。同年秋，河南省推舉3位代表到重慶陳述情況，呼吁救災。當時他們也打算見見全權在握的蔣介石，但蔣介石拒見他們，而且禁止他們在重慶公開活動，宣傳災情。1943年2月初，重慶《大公報》相繼發表通訊《豫災實錄》和社論《看重慶，念中原》，被蔣介石勒令停刊3日。

　　蔣介石的秘書陳布雷說：“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什麼‘赤地千裡’‘哀鴻遍野’‘嗷嗷待哺’，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嚴令河南征繳不得緩免。”蔣介石的剛愎自用可見一斑。到1943年3月底，當美國記者白修德從河南考察歸來向蔣介石陳述災情時，他還矢口否認，故作驚訝。

　　蔣介石的態度，一定程度上縱容了下級的自私和殘忍。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為了向上邀功，瞞災不報。災情發展到1942年秋天已十分嚴重，不僅國內記者紛紛報道，外國記者也到災區，深入了解。為堵塞外人非議，國民黨政府此時才派兩位大員到河南視察，路上見有災民在剝樹皮，一位大員還說是地方上故意造作給他們看。其實剝樹皮的事早兩個月已經開始，且各處都有。后來兩位大員把縮小的災情報蔣介石，他再據此決定救災的方案……

　　河南飢荒，約300萬人（一說500萬人）死於飢餓！可謂慘絕人寰。大災荒中國民黨政府上下的應對和結果，為馮友蘭對蔣介石的評論提供了一個無比沉重的例証。

　　當年一位傳教士的觀察引人深思：“災難完全是人為的，任何時候都沒有超出當局可以控制的程度——如果他們有願望和熱情去做這些事的話。”

　　願不願聽真話，能不能保証聽到真話，是否言行一致地行動，是審視一個人物、團體興衰的重要視角，更是一塊可靠的試金石。（張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