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吊詭的是,敗退的國民黨,甚至在還沒徹底敗掉時,卻在台灣搞起了土改,而且搞成了。不管是經濟還是政治的角度,台灣戰后的土地改革計劃都是國民黨最成功的政策之一,幫助這個近乎山窮水盡的政權在寶島站穩了腳跟。 |
關於耕者有其田法案,蔣介石呈送立法院的電文
吊詭的是,敗退的國民黨,甚至在還沒徹底敗掉時,卻在台灣搞起了土改,而且搞成了。
土地用來干什麼?那還用說,當然是開發房地產賺大錢了!但這也就是最近一二十年的思路,此前幾千年,都有個更明確的答案——種糧食。
中國歷史就是土地的歷史,這一說法哪個史家都不會反對。上世紀中葉國民黨在大陸一敗涂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還是土地。中國共產黨以“土地改革者”形象受到農民普遍擁護,“解放全中國”的倡導有具體可感的內容,讓國民黨根本招架不住。
吊詭的是,敗退的國民黨,甚至在還沒徹底敗掉時,卻在台灣搞起了土改,而且搞成了。
不管是經濟還是政治的角度,台灣戰后的土地改革計劃都是國民黨最成功的政策之一,幫助這個近乎山窮水盡的政權在寶島站穩了腳跟。跟中國歷朝歷代土地重新分配相比較,這次土改基本沒發生流血事件,還帶來了經濟和社會方面的鼓舞力量。
為什麼要在台灣土改?當然是大陸的教訓太慘痛了。主抓土改的台灣省主席陳誠說:“地主享受的輕鬆快樂生活完全建筑在佃農的痛苦上”,這說法跟共產黨沒兩樣,然后他得出結論:這是“中國大陸落入共產黨手中的一個主要理由之一”。
這次土改被史家稱為“最具野心”的一次土地重新分配計劃,前期籌辦工作動用了兩千多名調查員,負責查明兩百多萬筆土地的大小、土質和所有權。在日據時代結束后,許多土地的所有權是混亂不清的。
從1949年到1953年,國民黨當局採取三個步驟推動土改,直到今天,台灣人還能朗朗上口:一是“三七五減租”(1949年),二是公地放領,三是實行“耕者有其田”。
“三七五減租”是將耕地租金降到土地主要作物全年收獲量的37.5%為限,此前,台灣的佃農要向地主支付50%的收獲作為地租。公地放領是將從日本人手中收回的公有土地出售給農民,為了確保大部分農民能夠買到土地,而不是被少數富有家族壟斷,當局限定每個購買土地的人必須能夠維持一個六口的家庭;“耕者有其田”是規定地主將持有土地超過3公頃的部分出售給“政府”,再按公地放領方式出售給佃農。佃農買地分十年支付,可在2.5倍年收入的價格下耕作所得到的田地,在超過十年的期限內用貸款歸還土地款,並獲得機械化與灌溉的協助。地主當然不會被當做階級敵人打倒,而是獲得70%的債券以及30%的公營事業股票,作為補償。
土地改革的效應幾乎立竿見影,超過200萬台灣人由此獲得了財產所有權,農民的收入幾乎增加兩倍,從1949年到1953年,台灣的自有耕作土地從51%增加到79%。比起租來的土地,農民當然更努力地種自己的地。從1952年到1963年間,耕作生產力增加了50%。
農業效率當然是明顯提高了,但土改根本不是一件純農業的事情,其影響遠超農業領域。地主失去原有大片土地,但獲得了債券和股票。許多地主轉而從事工商業,原來一些擁有土地較多的地主變成工商巨頭,比如板橋林家、鹿港辜家等,為台灣轉型成為工業社會增加了助力。此外,社會的階級落差被拉近,地主原本享有不可冒犯的半封建特權,強迫他們放棄土地后,大部分地主賣掉補償他們的股票,之后土地價格跟這些股票雙雙上漲,為傳統精英人士之外的台灣人創造了財富,貧富差距由此穩定地縮小。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國台灣居民所得是全世界差距最小的地區之一,比美國與日本的狀況還好。
在政治領域,土改以前,台灣鄉村的政治權力大都操縱在少數鄉紳地主手中,其地位和權力的基礎就是土地。土地改革使地主失去了權力根基,讓退入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無形中減少了反對勢力的潛在來源,影響了台灣地方政治的權力結構,不著痕跡地將台灣民間的組織動員力量瓦解,讓國民黨當局更從容地維系統治。
說一千道一萬,國民黨為什麼在大陸搞不了土改卻在台灣搞?為什麼在台灣能成功?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擁有一個答案:
不管在哪朝哪代哪個地方,既是改革,就有阻力。土地改革的阻力當然是地主,甭管是將地主打倒在地踏上一隻腳,還是好言相勸發債券發股票,你要重新分配土地,地主總歸是不樂意,如何克服這一阻力,決定著改革的成敗。
簡單來講,在大陸,國民黨統治階層與地主階級是重疊的,自己就是地主,自己要改革自己,當然阻力重重。在台灣,國民黨當局是外來的,地主階級是本地的,改革就得心應手。
嚴厲的土地改革與經濟重整計劃,對在大陸的國民黨當局來講是不可能的,會遭受富有階層(地主居多)的抗拒,而富有階層正是蔣介石的支持者。台灣不一樣,國民黨的高階官員很少持有島上的大片土地,大陸人傾向於把錢投資到生產企業,這樣可以保証比購買土地的回收更快速。台灣地主雖有財富,卻缺乏政治影響力,對大陸人為主的“政府”所支持的土地改革計劃難以阻擋。
為克服阻力,當局也表明了鐵腕態度。陳誠本就是個軍人,營造肅殺之氣不費勁,他公開說:“三七五減租工作一定要確實施行,我相信困難是有的,刁皮搗蛋不要臉的人也許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總不會有。”這種話一出口,地主們隻有紛紛“深明大義”,支持土改了。
土改當然也付出了政治代價,地主階級因為受到損失,許多人選擇離開這座島嶼,其中有些人成為海外“台獨”運動的基礎,留在島內的不少人后來成為“黨外”運動和民進黨的經濟資助者。另外,當初的台灣知識分子大都來自地主家庭,也使國民黨后來在輿論戰中總被動挨打。但到了今天,沒有人不承認,台灣能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是土改打下了基礎。
作者為專欄作家,某媒體駐台灣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