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事人”邱進益披露汪辜會談部分“秘辛”

   “20年前的辜汪會談，大陸方面叫汪辜會談，它開啟了兩岸談判的時代，其最大啟示是：雙方相互容忍、求同存異，就能不斷創造兩岸雙贏。”

　　前台灣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近日在台北接受中新社在台駐點記者獨家採訪。他憶往撫今，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秘辛”。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舉世矚目的汪辜會談在新加坡海皇大廈舉行，雙方簽署《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兩會聯系與會談制度協議》、《兩岸公証書使用查証協議》及《兩岸挂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甫在海基會履新的邱進益參與了會談的全過程，是核心參與者之一。

　　邱進益直言，那時海峽兩岸隔絕了40多年，當時的時空背景與現在大不同，台灣島內有反對的聲音，民進黨杯葛、抗議不斷，還有幾個人到新加坡鬧場，談判團隊背負極大的壓力。“赴新加坡前，我得到的指示是‘隻許成功，不能失敗’。民進黨反對的聲浪，不可能不影響談判的心境。我們小心翼翼、精心設計，工作做得很細。”

　　“雙方簽署四項協議，有賴雙方的包容體諒和不懈努力，也離不開辜老、汪老的個人特質和魅力。我個人覺得，對於辜老來講，接任海基會董事長后以發展兩岸關系為人生使命，也有藉會談成果把先人所遭受的污名洗刷的意味。”

　　邱進益透露了汪辜會談期間的一個小故事：“當時，我提議辜老、汪老未曾謀面，應在正式走上談判桌前見個面。中國人講求輩分、禮節，應先由辜老過去，但顧及台灣輿論擔心被‘矮化’，經與唐樹備先生商量，最終達成一個變通的方案，由唐先生代表汪老來海基會休息室邀請辜老，再陪同辜老前往汪老的休息室，汪老出門迎接，兩人握手、在室內簡單寒喧后，然后進入會場。”

　　邱進益表示，當時的一些安排，今天也許覺得不可思議，卻是會談之必要。比如，使用長條形談判桌，雙方代表人數相若、對面而坐﹔四份協議，簽完兩個換一下座位﹔個別用語，如大陸叫知識產權，台灣叫智慧財產權，都寫進協議。繁體字文本叫辜汪會談，辜老簽字在前，簡體字文本叫汪辜會談，汪老簽字在前﹔落款時間，月、日沒問題，年份空白，各自拿回去填。諸如此類的這些細節，滲透了雙方很多心血，體現了妥協的藝術。

　　光陰荏苒，時過二十載，有兩件事仍令邱進益感念在懷。

　　1993年4月7日，應海協會邀請，邱進益率員搭機抵達北京，與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進行汪辜會談第一階段預備性磋商。“4月11日，我去人民大會堂，第一次跟汪先生見面、辭行。在從貴賓樓出發前，我的副秘書長李慶平接到‘陸委會’三個電話，說‘對昨天跟海協會草簽的文本有意見，如不照我方意見改正，辜汪會談停止舉行’。事態很嚴重，我生氣歸生氣，隻有執行。到了人民大會堂，入座后汪老還沒講話，我說：‘汪老，很抱歉！我出發之前，台北方面有指示，對我們昨天談的還有一點意見，能不能再給我一點時間，讓我跟唐先生再談談？’汪老聽了不慍不火，笑笑說，既然邱先生有難處，就照邱先生的意見修改。我跟汪先生談了一個小時左右，雙方的副秘書長在旁邊的一個小桌子旁，也把文本重新弄好了。所以，我常說，辜汪會談，汪老是很大的功臣之一。”

　　“此外，讓我深受感動的，是唐樹備先生合作的態度。當時，台灣兩個收容所裡有2000多名大陸偷渡客，人滿為患，端午節還有人上吊自殺。我提出這個問題應盡快解決，唐先生滿口答應，不到三個禮拜，2000多人就接回大陸了。辜汪會談的成就有很多項，都是以后才能表現出來，但這件事情很快得到解決，從中可以體會到對岸的誠意很大。”

　　談及對汪、辜二老的印象，邱進益說：“汪老比辜老大兩歲，學識淵博，看事情高遠，格局大。他們兩位是‘絕配’，有共同的中華文化背景和民族情懷，談起來話題多、很契合。”

　　邱進益指出，汪辜會談是一個象征，象征兩岸之間從對抗的時代進入一個談判、妥協的時代。盡管其后波折很多，有10多年光陰虛度，但到2008年當雙方想法、政策趨於一致的時候，兩會會談就馬上得以恢復。

　　現年77歲、仍積極為兩岸關系建言的邱進益強調，先有“九二共識”，后有汪辜會談。1993年那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談，體現了一種雙贏的精神。目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這一正確路線應繼續下去，讓兩岸中國人永不再兵戎相見。雙方應再接再厲，鞏固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的政治互信，減少誤讀、誤判、誤區，展現更大作為，攜手共創中華民族的復興。(董會峰 鄭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