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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30日08:07|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字号:
摘要:《光阴的故事》、《小毕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风柜来的人》、《玉卿嫂》,杨德昌、侯孝贤、张毅、王童,提起这些台湾电影和台湾导演,不仅台湾人熟悉,在大陆也拥有一大批坚定的拥趸。随着时间的前进,这一批电影和电影人被历史划入“台湾新电影”时代。今年恰逢台湾新电影30周年,台湾电影界举办了许多活动纪念与探讨。包括焦雄屏、小野、侯孝贤、魏德圣、钮承泽等台湾电影界新老要角聚集在一起,缅怀先人,回忆台湾新电影的吉光片羽。 |
两岸合拍片《为你而来》的电影剧照。 本报记者 吴亚明摄
台湾电影《海角七号》海报。 本报记者 吴亚明摄
《光阴的故事》、《小毕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风柜来的人》、《玉卿嫂》,杨德昌、侯孝贤、张毅、王童,提起这些台湾电影和台湾导演,不仅台湾人熟悉,在大陆也拥有一大批坚定的拥趸。随着时间的前进,这一批电影和电影人被历史划入“台湾新电影”时代。今年恰逢台湾新电影30周年,台湾电影界举办了许多活动纪念与探讨。包括焦雄屏、小野、侯孝贤、魏德圣、钮承泽等台湾电影界新老要角聚集在一起,缅怀先人,回忆台湾新电影的吉光片羽。
1982年由台湾“中影”出品,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联合执导的集锦式电影《光阴的故事》拉开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序幕。
为什么以前的电影不叫新电影?为什么从这个之后叫新电影?“因为它们在电影的选材上,对电影的态度上,以及工作方法上,全部都跟过去是割裂的。”台湾电影人詹宏志说。台湾知名电影人焦雄屏则表示:“很多人问,台湾新电影是不是一场运动?当然是一场运动,因为是跟以往传统断裂的行为。”
上世纪80年代,台湾影片市场仅有少数几种类型影片上映,琼瑶电影也失去了文艺片宗主的地位,电影已走入困境。1982、1983年,台湾电影票房逐渐陷入谷底,业界几陷半休业状态。银幕上不是老套的爱情文艺片便是流于教条的军教片,再或是假社会写实片。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民党体制内的“中影”打破按资排辈的旧片场机制,大力扶植杨德昌、柯一正、万仁等导演,起用年轻作家小野、吴念真担任电影企划工作,这是战后成长的一代第一次有机会进入电影体制的决策层,开启了新的电影题材。
所以,今天很多人怀念一位老人明骥——当年“中影”的总经理,被称为“台湾新电影之父”。正是在他任职中影总经理期间,为台湾电影开创新气象,掀起“台湾新电影”风潮,他于上世纪80年代摄制的《光阴的故事》、《小毕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海滩的一天》等关注现实的电影,如今都成为台湾新电影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
虽然与香港电影新浪潮、内地第五代导演群体兴起处于同一时期,但是台湾新电影还是显露出了不一样的气质。有影评家曾经形容过台湾新电影和香港新电影的不同,香港属于无根飘萍,台湾则根基深厚、传统扎实,着力于电影文化品格的提升。
在美学上,创造出以深焦摄影和长镜头运动为主的美学风格,在题材上,发现与建构台湾独特的文化和生活经验,这些最终形成了台湾新电影的样子。
更令人着迷的是,台湾新电影中的“文学范儿”。对此,台湾电影学者黄建业指出,台湾电影和文学有“联姻”的传统,1983年电影《儿子的大玩偶》改编自黄春明的小说成功后,大量文学作品被改拍成电影。这波电影文学浪潮和上世纪70年代琼瑶小说改编电影的形态相比,出现更深刻的社会思考,并吸引许多文艺青年投入电影创作。
《儿子的大玩偶》成功后,大量现代文学和乡土文学,包括王祯和、李昂、张爱玲等人的作品,都在上世纪80年代被改编成电影。部分未改编文学作品的导演,如杨德昌和侯孝贤,作品则受文学笔法影响,如侯孝贤擅用的长镜头风格来自沈从文小说的启发、杨德昌的空镜头风格也有文学韵味,形成了电影与文学共舞的年代。
“电影和文学的相互渗透极为迷人,台湾电影最精彩的时期,往往也是和其他艺术交流最深的时期。”黄建业说。而当年在新电影运动中由作家转身为编剧的小野称,那是一个浪漫的开始。
一场运动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宝贵的黄金时代和美好瞬间。新电影在短暂的几年时间内集合了一大批热爱电影的年轻人,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然后迅速宣告失败。
然而,“台湾新电影的精神并未随着岁月陨落,反而在台湾新导演辈出的当下,显得历久弥新。”小野说。
因为理念不合,新导演们分崩离析,各奔东西,但秉承着曾经的志愿,很多人此后拍出了传世的经典,如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等,在政策宽松之后,台湾电影迈进了多元化的时代。
如今,台湾的青年导演再次在影坛上掀起另一波高峰。近几年,《海角七号》、《艋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爱》、《翻滚吧!阿信》、《赛德克·巴莱》在两岸三地都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丰收。
有人把这股浪潮称为台湾新新电影。作为新新电影代表人物之一的导演魏德圣认为,杨德昌导演跟侯孝贤导演,创造了1980年之后台湾电影最美好的时代。“那个年代有那个事,他们拍出来的东西很容易感动同属那一批的观众。20多年之后,现在的导演跟他们所处的年代已经不一样,所遭遇的文化熏陶不一样,所面对的国际冲击也不一样,所以会有不同的思维在电影里面,有不同的角度。”
现在,台湾的观众已经很少有人记得杨德昌,甚至提起台湾新电影,他们会觉得那是一个老朽的名词。这样的情况在小野看来并不意外,令他惊讶的是,对台湾新电影最感兴趣的反而是香港和内地。
“台湾新电影对华语电影具有某种程度的启蒙影响,这或许是它们至今受尊敬的原因。”小野说。
(责编:刘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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