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章念馳認為,“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三通”的經濟關系,讓兩岸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新時期,大大改變了兩岸關系,讓兩岸從對抗走向融合,使兩岸關系步入歷史最好時期。我們要看到機遇,用好機遇,使兩岸關系朝著更深遠的方向深入發展,使“十八大”后兩岸關系更健康地發展。 |
擺正兩岸關系與民族振興關系
台灣問題形成的根源在舊中國的積貧積弱,腐敗政權被迫割地與自保,前有日據時代五十多年分離,后有蔣政權五十多年的據島自保,兩岸民眾分離超過百年,歷經五代之久,民眾之間的感情、認同、觀念……均發生了深刻變化,雖說是同一民族,卻形成了兩種民族主義,兩種價值觀念,兩種生活方式,也形成了兩種制度,這就不是一聲召喚,就可以人心回歸,立即統一的,我們應清楚認識到這問題的復雜性。
我們的先人聰慧地意識到這一點,認識到沒有共同的經歷,就沒有共同的歷史記憶,也就沒有共同的意識,更沒有共同的語言,發生疏離感就不足為怪了,因此“台獨”的思潮發生與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難以避免。所以我們的先人將治理與解決台灣問題立足點放在實現“三通”的目標上,從通航、通商、通郵始,到人員廣泛往來,經濟高度融合,促進兩岸不統也統,這實在是正確與高明的決策。一旦隔絕解除,兩岸民眾有了廣泛與密不可分的交流交往,疏離的關系就會發生質的變化﹔一旦這種交流交往形成經濟、文化、政治、法理的生命共同體,就會形成新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兩岸關系的再造也就無可避免了。這種柔性的喊話,這種溫情的爭取,比之武力的征服,不知高明多少。
我們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逐步改變了貧窮落后,我們深知積貧積弱是沒有統一的魅力與能力的,同時我們孜孜不倦地推動“三通”,終於在2008年台灣的“總統大選”中對台灣選民產生了正面的影響,一個以“三通”為訴求的黨終於重登執政舞台,反映了台灣選民對“三通”的歡迎對“台獨”的厭倦。2008年12月25日兩岸的全面“三通”正式始航,這個激動人心的時刻終於到來,然而人們卻沒有歡慶沒有激動,仿佛這一切都是理所應當的。兩岸關系的吊詭即在於此,反對的與歡迎的都在一念之間,也許將來真正統一的那一天,也不會有歡慶,因為這一切似乎都是應該發生的。
“三通”后的兩岸關系瞬即產生了人員大交流的熱潮,不僅台胞可以自由往來大陸,大陸居民也可以暢游台灣,這大大彌補了半個多世紀的隔閡﹔大交流又帶動了大合作,兩岸各行各業的交流合作隨之發生,這種雙向的交流合作,互利互惠,帶來了雙贏﹔這種大合作又帶來了兩岸關系的大發展,逐漸形成誰也離不開誰的政治、經濟、文化共同發展的新局面,大大彌補了過去久分而產生的疏離,使台灣融入了祖國現代化建設的中華振興的進程中來。共同經歷,共同參與,共同記憶,共同利益,將逐步建立起共同的家園,形成生命共同體。
“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三通”的經濟關系,讓兩岸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新時期,使兩岸關系步入歷史最好時期。大陸不失時機地對台灣釋放善意,釋放各種各樣的惠台政策,這不是“收買人心”,也不是單方面“讓步”,而是讓認同“一個中國”的台胞都能享受到做一個中國人的榮耀。這是祖國一直想履行的職責,只是過去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讓他們認識統一不可怕,統一不是要讓他們失去什麼,而是要讓他們能得到更多更好。
兩岸步入“和平發展”新時期,“和平發展”成了兩岸的大趨勢,大大改變了兩岸關系,讓兩岸從對抗走向融合,讓人們更感到“台獨”的不可行。兩岸關系的全面改善,也影響了台灣選民的選擇,它也幫助了執政黨連選連任,也讓在野黨知道挑戰祖國的不可行,促進了台灣整個社會的轉型,使兩岸關系向著好的方向在轉變,這是來之不易的勝利。
究其原由,兩岸關系的可喜變化,是我們把握了中國為大,台灣為小,民族振興為先的原則。在完成中華崛起的過程中,永遠有一個孰大孰小、誰先誰后、孰重孰輕的關系問題,永遠有一個如何把握發展機遇期的問題,即處理好主次關系的問題。十年來,尤其前六年,“台獨”的威脅多次超越我們底線,如果說“忍無可忍,可以不忍”,那麼台灣問題早可動武數十次了﹔但我們在完成民族振興頭等大事面前,能看清“台獨”形成的特殊原因,也看到“台獨”作為一種思潮的不可行,所以在戰略上敢於蔑視它,戰術上能夠找尋正確對策,不被它牽著走,更不被它拖著走,始終以“台灣為小,中國為大”,以“民族振興為優先”,找到了一整套做台灣民眾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取得了兩岸關系的主動權,終於從被動走向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