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為英文打字稿。其一為《委員長在75位客人參加的會議上的講話》，譯為中文為：

在我的妻子因神經衰弱出發去巴西之際，我決定為她舉行送別會。你們都是我的朋友。我想坦率地說明某些事情的時刻已經到了。

……

最近，在重慶社交圈裡有不少謠言，有些牽涉我。你們已經聽到，但是，除了我的妻子之外，隻有一位朋友告訴我這件事。他是真正的朋友。所有我的朋友都在此，當他們聽到此事時應該告訴我。這個謠言說我的個人行為不光明，說我和一個女人有不正當關系，說我和一位護士有非法關系並且生了一個兒子。

……

民國二十三年，我的妻子和我提倡新生活運動。由於這種道德力量，我們得以成功地反對共產主義並抵抗外國侵略。如果我像傳說所稱那樣，我的真誠何在？我的將來和中國的將來相聯系。作為領導者，任何對我的污辱就是對國家的污辱。我們必須詢問自己，我們的道德標准是否足夠高。如果我的道德標准被玷污了，我如何面對國家？我怎能成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主席？

……

在上一個十年中，如果我曾經有過一些貢獻，這就是道德上的貢獻。我是一個基督徒。相信它的戒律並且絕對服從。假如我不遵從這些戒律，我就是異教徒……我和妻子的感情絕對純潔。我們的關系中沒有任何污點。我的生活裡沒有任何事情不能公開。如果謠言所傳是事實，那就稱呼我為偽君子就是了。我召開此次會議，是為了挫敗敵人的有害目的。隻有當所有人都已經達到道德的高標准，我們才能面對公眾﹔隻有我們能引導戰爭走向勝利的時候，我們才能面對孫逸仙的在天之靈。

蔣講話后，宋美齡接著表態。她說：

委員長提到的謠言已經遍傳重慶。我已經聽到這些謠言，收到許多就這一問題寫給我的信。不是作為妻子，而是作為真誠的愛國者，我覺得使委員長知道這些謠言是我的職責。

但是，我希望說明，永遠不可能讓我為這些謠言低首彎腰﹔我也不會向他詢問，這些謠言是否真實。如果我懷疑委員長，將是對他的侮辱。我相信他是如此正直，相信他的品格和他的領導。我不能為任何事情侮辱他。我和他結婚已經17年。我和他共同經歷了所有危險，嚴重者如西安，所以我了解委員長性格的每一面，他在世界上獨一無二。了解他的性格，我完全相信他的正直。我希望，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這些惡意的誹謗。

昨天，當委員長告訴我，他正在召集朋友們到一起，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不要麻煩，謠言會自行消亡。”他回答說，這不是對個人的誹謗，通過誹謗他，他們正在誹謗作為一種道德力量的中國。這些惡意的誹謗應該立即消除。中國對世界的貢獻不是經濟，不是軍事，不是工業。中國的貢獻是道德力量。

委員長的領導正在朝向更高的目標。不斷追隨主的腳步，那時，他是中國的力量。

宋美齡的講話強烈表達了他對蔣介石道德上的信任，並且將是否相信這些提升到是否愛國的高度。

蔣介石“辟謠”之言可信嗎？

蔣介石為個人生活“緋聞”召開如此隆重的“辟謠”會，這是罕見的。其原因，當然在於這一謠言在重慶，特別在國民黨黨內流傳甚廣，嚴重影響蔣介石的個人威信。其次，宋美齡即將赴巴西休養，也容易給人“謠言”屬實的印象。當年，日本軍隊在河南發動一號作戰，中國軍隊節節敗退，正處於中國抗戰的關鍵時期，作為抗戰統帥的蔣介石的私人道德自然與抗戰相關。蔣介石召開“辟謠”會的目的很容易理解。

那末，蔣介石的“辟謠”可信嗎？這須要從多方面嚴謹地加以分析。

一、蔣介石不僅在公開會議上“辟謠”，而且在其日記上多次否認此事。早在1944年5月8日，蔣介石就在日記中寫道：“共匪倒[搗]亂，造謠中傷誣蔑，甚至以敗德亂行之污穢謠諑，想入非非之匪[誹]語加諸吾身，以圖毀滅吾身家。此種誣蔑與橫逆之來，自民國十五年以來，雖非一次，然至今更烈，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者，乃由今日經歷所得，更覺其真切也。然余自信此種謠言，一經証明其誣妄，則增益余品性之時，故毀言之來，賢者實以為福也。”這是蔣介石日記中關於此項“緋聞”的第一次記載。一直到1945年末，蔣介石仍念念不忘去年他所經歷的“私德”風波。其年終《雜錄》雲：“共黨破壞我個人之信譽，毀滅我個人革命之人格，造作我私生活不道德、各種各樣不同之方式謠諑，使全國民眾對我絕望而為之遺棄不齒，以達其傾陷領袖奪取抗戰領導權的目的。”又雲：“離間我夫妻，污蔑我父子，傷害我家庭，夫婦、父子、骨肉之愛情，以期滅絕我血統，非使我國亡種滅而不止。”蔣介石的日記生前並未發表，也無發表打算。在公開的場合，蔣介石有意說謊，欺騙公眾，可以理解﹔在自己不打算發表的私人日記裡說謊，自我欺騙，似無必要。

二、蔣介石“緋聞”的最大沖擊者是宋美齡。作為蔣的妻子，宋美齡不會容忍蔣在個人感情上對她的背叛與欺騙。即使她為了維護蔣作為抗戰統帥的形象而委曲求全，但也決不會輕易出席茶會，和蔣介石同步發表上述鮮明而堅決的聲明。這一時期，她對於蔣介石必然怨憤有加，沖突勢所難免。然而，宋美齡不僅出席茶會，而且堅決“辟謠”。可見宋美齡不相信所傳屬實。

三、蔣介石早年的生活確實荒唐，但是，他努力以儒家的道德修養規范自己，致力於“存天理，去人欲”。在經過漫長的自我反省和斗爭后，漸見成績。在他加入基督教和提倡新生活運動后，特別是他承擔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要職之后，仍然繼續履行儒學的修養工夫。這一方面，他的日記多有記載。

因此，他在思想中不斷進行“天人交戰”，狠斗自己的“妄念”、“邪心”和“欲心”，其自我修養有很嚴格的方面。例如，他要求自己早起，一旦過時，就一再反省，自我譴責。又如，他生活淡泊，不抽煙，不飲酒，基本不喝茶，一旦違反，也會反省、自譴。抗戰以來，蔣介石對自己的“私德”有相當嚴格的要求。在這種狀態下，他與某一護士發生不正當的關系，並且育有私生子的謠言當然不可信。

四、宋美齡患病是事實，醫生要她遷地休養也是事實。宋美齡長期多病，1942年10月29日，蔣介石日記雲：“妻子體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慮也。”30日日記雲：“恐妻病癌，心甚不安，決令飛美就醫，早為割治。”這是宋美齡抗戰期間第一次赴美的主要原因。到美國后，經檢查，發現並無癌症，但是，身體仍然不好。蔣介石日記中關於宋美齡疾患的記載很多。

1943年12月，蔣介石偕宋美齡飛赴埃及參加開羅會議，宋美齡一直在病中，特別是宋氏家族許多成員共有的皮膚病，嚴重地困擾著宋美齡。

開羅會議后，蔣氏夫婦回到重慶。但重慶氣候潮濕，多霧多雨。進入1944年，宋美齡的病情日益加重，蔣介石不得不強制她去昆明休養。宋美齡到昆明休養后，病情不僅毫無好轉，反而更重了。

此后，蔣介石日記常見他對於宋美齡的病況的憂慮。如6月13日日記雲：“晚回林園，妻病日弱，誠家國兩憂集於一身矣。”可見，宋美齡皮膚病確實很嚴重，易地治療確有必要，並非無病呻吟。

至於為什麼遠赴巴西，筆者2007年在美訪問期間曾詢問宋氏家族的曹璇女士。璇女士向其夫、宋子安之子宋仲虎先生及宋靄齡之女孔令儀作了調查。據稱，當時聽說巴西有個醫生善治皮膚病，又因得到巴西總統邀請，所以就去了巴西。璇女士的這一說法在蔣介石的日記中可以得到部分佐証。當年6月29日，蔣介石日記雲：“預定：一、寫巴西總統信。”7月1日，蔣介石在《本星期工作課目》中列入“妻往巴西養病”。由此可以得知，宋美齡的巴西之行是蔣介石通過巴西總統安排的。

五、蔣宋之間這時不存在嚴重沖突，甚至可以說二人之間的關系相當不錯。

1944年2月29日，蔣介石日記雲：“上午，批閱軍事公文，以妻病懸念不置。”3月4日日記雲：“下午，寫妻信及手抄《真美歌》，祝妻四十六歲誕辰。”3月6日日記雲：“晚以夫人誕辰，獨自飲食，感慨不置。”

宋美齡自昆明回重慶后，蔣介石經常陪宋美齡散步、游覽、散心。這在日記中都有記載。

這一時期，蔣介石為宋美齡的疾病擔憂，宋美齡則為蔣介石的勞累操心。當時，由於戰況緊急，蔣介石從凌晨3時起就以電話指揮河南軍事，宋美齡很為蔣憂慮。7月2日，宋美齡決定去巴西養病，當日深夜，二人話別，頗有前途難測，依依不舍之慨，據蔣介石日記雲：

今日子刻與寅刻，余妻以即欲飛往巴西養病為念，發生悲戚心情。彼甚以最近國家形勢甚危殆，而其精神與夢寐之間，皆多各種不利之征兆，甚以此去恐不能復見為慮。彼雲：須君牢記世界上有如我愛汝時刻不忘之一人乃可自慰。又雲：君上有天父之依托，而下有汝妻為汝竭誠之愛護，惟此乃可自慰也。余心神悲戚更重，不能發一言以慰之。惟祝禱上帝保佑我夫妻能完成上帝所賦予吾人之使命，使余妻早日痊愈，榮歸與團聚而已。

宋美齡去巴西之后，蔣介石不斷給宋美齡打電報。根據現有資料，自當年8月4日起，至同年9月11日宋美齡轉往美國，入紐約長老會就醫前夕止，蔣約致宋電9通。這些電報尚未全部公布，但已有部分可以見到。

從電報看，蔣介石如常向宋美齡通報國內情況，甚至向她提供有關中共的機密情報，並且關心宋美齡的身體狀況，對她的外交活動提出建議，並無任何芥蒂。

綜合以上，筆者認為，蔣介石的“辟謠”之言可信。

(責編：林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