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政策”面临多方压力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1版刊载《告台湾同胞书》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希望国共能够展开和谈，跨出了海峡两岸关系由对立走向对话的第一步。1982年7月，国民党元勋廖仲恺之子廖承志致蒋经国公开信，希望两岸能捐弃前嫌，展开通话再图合作，“相逢一笑泯恩仇”。书信以文言文写成，以“经国吾弟”开首；颇有家书之感，又隐见兄长劝教之意。当时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实行“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之“三不政策”。蒋经国未回应廖承志的公开信；反而由旅居美国之宋美龄，以同样文言体裁、家书语调写公开信回复。信中开首即称“承志世侄”；对廖承志在文革中的遭遇加以“问候”，再问记否“先总统”（蒋介石）当年两次释放之恩；结尾以长辈口吻，教导何谓孙中山遗训真义；反劝其早日“幡然来归”。次年（1983年）廖承志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此事遂无疾而终。而后蒋经国更是以推动政治民主化方式，确立反共与“革新保台”路线，表明“我在台湾住了将近40年了，已经是台湾人了。”反过来对抗中共统战攻势。

蒋经国病逝前夕毅然决然调整大陆政策，除了来自老兵的呼声外，还有来自大陆与台湾岛内社会各界的挑战因素。

大陆对台政策调整

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与海峡两岸的交流现状不断挑战“三不政策”，给蒋经国造成巨大压力。

大陆提出和平统一祖国方针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缓和两岸关系、淡化敌意的友善措施。很显然，大陆的做法对于打破两岸隔绝状态，推动海峡局势的和平发展，起了主导性的作用。同时，大陆此举还从根本上动摇了台湾当局维持30多年“戒严体制”和对大陆实行隔绝封锁政策的基础，迫使其“军事反攻”在其不断遭受失败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对策。特别是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使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在海外引起更为强烈的反响。台湾舆论界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大陆下一个目标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当局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台湾《自立晚报》明确指出：“在中共压力下的大陆政策，如果不改弦更张，恐怕政治局势将益形迫蹙。”与此同时，两岸文化与经济的交流也愈益向前发展。大陆提出“三通”(通邮、通航、通商)，蒋经国则提出“三不”。由于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不符合海峡两岸民众与社会的切身利益与未来发展，因而招致社会各界特别是商界的反弹，“三通”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了事实上的两岸不接触而交流、不通邮而通信、不通商而通货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