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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狱中服刑期间，赵志华又给蒋纬国写了《万言书》，列举了选拔台湾小姐、部队伙食差、高级将官生活奢靡、人事升迁浮滥等时弊，把“一·二一讲话”系统化。文中申诉情绪激昂，用词尖刻。要说赵志华是煽动造反、预谋叛乱，真是冤枉了他。赵志华完全是出于对蒋家王朝的忠诚，是为了国民党能够减少恶习，避免走向毁灭。这种敢于直言之士，理应受到重赏，可虚假的环境、虚伪的官场，不会容纳说实话的人，赵志华只能落个可悲的下场。
赵志华的演说和《万言书》，对台湾上层人物构成巨大威胁。“总统府参军长”周至柔等人不遗余力地欲置赵志华于死地。蒋纬国见自己难以保住赵志华的性命，便把他的《万言书》呈交父亲，让蒋介石秉公处理。蒋介石看到《万言书》后，认为赵志华只是基于一时激愤，并无明显的叛乱意图，所言又充满效忠之情，乃从重臣枪口下救下赵志华一命。但“死罪饶过，活罪难逃”，蒋介石没有容忍赵志华的鲁莽行为，不能不考虑万一装甲一师的坦克、装甲车开到“总统府”前，局势非赵志华能控制，也非自己这位“大总统”所能控制，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故还是把赵志华交给军法部门处理。蒋介石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类似的人物出现。所以，蒋纬国在后来评价此事时说赵志华是“动机单纯，方法错误”。此话不失客观持平之论。
那么，赵志华身居高位，官级超群，手据重兵，为什么干这类既无成功把握，又有杀头之险的“蠢事”呢？综合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他对昔日的下属郭东旸在蒋纬国离职时升为总司令，爬到自己头上，使自己升迁受阻，心中不服；二是买房子向官方借钱没有被批准，心头怨气积盛；三是郭东旸不把自己这个老副司令放在眼里，欺负自己，使自己处境尴尬；四是对上层腐败看法甚多，不吐不快；五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旧部装甲一师的影响，过高地估计了装甲一师官兵对自己的盲从程度，以为只要振臂一呼，就会追随成群，坦克就会隆隆开往台北，揪出贪官污吏，所以在毫无组织准备，没有联系一兵一卒，也没有调查摸底的情况下，临时突然发表演讲，进行鼓动，可讲演刚完，自己也成了阶下囚。对以上这一切，赵志华曾在狱中所写的《湖口兵变真相》手稿中详加描述。可惜的是，随着赵志华1982年病故，他的手稿也不翼而飞。
“湖口兵变”殃及蒋纬国
“湖口兵变”虽不是正儿八经的兵变，但毕竟是继“孙立人事件”后台湾军队中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它使蒋纬国的仕途受到严重影响。
长期以来，蒋纬国把装甲兵当成“第二生命”，为装甲兵的建设呕心沥血。在大陆时期，蒋纬国即专注于国民党军装甲兵的初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国民党军逃台后，蒋纬国又主持完成了装甲部队的恢复、整编事务。在国民党政权逃台后的15年间，蒋纬国当了10年的“装甲兵总司令”，大大超过了台湾军方关于军队主官任期的规定。
对于装甲兵，蒋介石的内心一直很矛盾，难以放下心来。从固守台湾的角度讲，坦克、装甲车无疑是一支反登陆、冲击滩头阵地的理想武器。在陆军步兵部队或其他军兵种出现叛变时，装甲兵更是一支最好最快的镇压力量，所以装甲部队曾被台湾社会称为“御林军”、“典卫兵”。可从内部哗变来讲，装甲兵又是一支最危险的力量，它不像空军、海军那样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复杂的技术要求、精密的通信设备；它不受气候地形的限制，行进速度快疾，因此它的机动性极强；它火力集中，杀伤力大，再加机动性极强，所以它的进攻性极强；它自身具有相当的防卫能力，再加上机动性、进攻性极强，所以不像其他军兵种那样容易拦击和互相制约。尤其是在台湾岛，南北长不足400公里，东西宽不足150公里，坦克、装甲车能在昼夜间横扫来回。正因为装甲兵的厉害，为防万一，蒋介石特地让小儿子蒋纬国出任装甲兵总司令。
尽管装甲兵归蒋家人管，但由于装甲兵总司令部设在台北，总部院内的坦克和装甲车总是虎视眈眈地对着台北市的各中央机构，社会上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传闻一直不断。追根到底，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流言是蒋经国的手下施放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扶其主”，确保蒋经国的“太子”地位。借蒋介石之手贬“小委座”蒋纬国，使其无力与蒋经国“争位”。
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传言起而又落，落而又起，说得活龙活现，蒋介石不禁生了疑心。他思来想去，还是把蒋纬国调离装甲兵，并把装甲兵司令部由台北爱国东路迁往台中，以便于在装甲兵出现异动时，台北方面能够为研究对策、调兵遣将争取时间。“赵志华事件”发生后，则可看出蒋介石把装甲兵调出台北的高明之处。赵志华还在鼓动演说之际，湖口通往台北间的所有路口、要地、桥梁都已被忠于蒋经国的部队所占领。即使赵志华鼓动成功，坦克能开到台北，那也是损失巨大，伤痕累累，为强弩之末，难以再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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