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是否屠殺了1000萬中國人【2】

　　2、國民政府的“大屠殺”與蘇聯、納粹有本質區別

　　雖然數據的多寡並不十分重要——正如蔣友柏所言：“你當然可以說（R.J. Rummel）這個統計數字不公正、不准確，那就算打一折，也有100萬”，但產生這種“大屠殺”的原因卻不能不仔細追究，因為歷史留給后世的教訓恰恰在此。

　　R.J. Rummel認為大屠殺的根源，是國民黨的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統治

　　作者最后如此為國民黨的“大屠殺”定性：“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民族主義殺戮呢？一部分屠殺源於與共產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民族主義者們相信，統一和現代化的中國能夠改善底層民眾的生活，並將中國從外國的壓迫和控制下解放出來。但是，這種尋求自由的言辭，隱藏了其政權的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統治的事實。……意識形態因素只是這場民族主義殺戮的原因的一部分。腐敗、貪婪、害怕受壓迫的民眾報復的國民黨官員和軍官，用他們龐大的欲望構筑起來一個徹底變態的政治制度，他們不顧一切地撈錢、貪污，成千上萬人死於飢荒和政府的失職。該系統從根本上失去了控制，甚至連蔣介石也無法充分指揮它，征兵當中發生了數以百萬計的死亡，盡管他試圖去糾正政策和處分相關負責人。這個系統助長了謀殺的規模。……真實的難以置信的結果是：大屠殺的人數超過1020萬，超過了希臘或比利時或柬埔寨的總人口。”

　　事實上，R.J. Rummel在該書的前言中毫不諱言自己寫作該書的目的：“讀者可能會感到該書的主要目的不是描述大屠殺本身，而是為了証實民主國家本質上是非暴力的這一理論。……正如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的結果清晰地表明，民主國家犯下的屠殺要比其他制度少得多。”而在該書第七章《10214000人被謀殺：墮落的國民政府》開篇時，R.J. Rummel就已經對國民政府的性質做出了自己的界定：“在此期間（1928-1949），國民政府是獨裁主義和軍國主義政權，是真正的法西斯風格。”這也正是R.J. Rummel將國民政府的“大屠殺”與蘇聯、納粹德國的“大屠殺”一並列入“四強”的緣故。

　　實際上，國民政府的“大屠殺”更多源自其缺乏社會治理能力

　　但R.J. Rummel對國民黨的政權性質的判斷，並不准確。誠然，國民黨名義上號稱“一黨訓政”，但“黨”實際上既無力“訓”民眾，也無力“訓”政府。誠如歷史學者高華所言：“國民黨只是在中央一級實行‘以黨統政’，省以下則實行黨政的完全分開，在省以下的基層，其黨務機構形同虛設。”1934年，曾有國民黨地方黨務人員在《中央黨務月刊》上刊文，憤怒聲討“一黨訓政”的有名無實：“本黨名為訓政，實無殊於退聽……各省市縣黨部坐擁虛位，毫無實權，絕不能過問各當地任何政務，偶一置喙，誹謗隨之。”大陸時期的國民黨，其組織幾乎完全沒有深入到縣及縣以下社會中去，黨既不領導政府，也不領導軍隊，甚至連基層的“地方自治”，也幾乎見不到黨的影子。國民黨黨員地位低下，以至於社會上流傳有“學而優則仕，學而不憂則黨”的說法。既無力實現“以黨治國”，可見其“一黨獨裁”的有名無實。

　　將國民政府列入“軍國主義政權”的行列，也是不准確的。誠然，支撐蔣介石整個大陸時期統治的，是軍權而非黨權，但“軍國主義”最重要的幾個標志——如窮兵黷武、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全方位軍事化，對外奉行侵略擴張政策等等，均不能在國民政府身上找到。誠然，蔣介石在30年代確曾一度認為熱衷“法西斯模式”，認為“法西斯主義是最適合的一種奇妙的藥方，而且是能夠救中國的唯一思想”，並因之扶植成立了宣傳“奉行一個主義，服從一個領袖，遵行一個國策”的復興社，但蔣介石終究沒能成為中國的希特勒，因為德國實現“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國策”的前提，恰恰正是其一黨獨裁，黨部力量強勢滲透到國家的各個角落﹔蔣介石既嚴厲禁止各級黨部過問地方政務，其不能獲得“法西斯主義救中國的機會”，也是必然之事。

　　就政治體制而言，國民政府實際上是一鍋夾生飯。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孫中山的“聯俄容共”：一方面師法蘇俄，以黨建國，以黨治國，一黨專政﹔另一方面又堅持襲自西方民主體制的三民主義。其結果，這架統治機器既依照西方分權學說搞了五院分立，又借鑒蘇俄搞了什麼中執會、中政會。這鍋夾生飯既不能做到像蘇俄那樣自上而下徹底貫徹以黨治國——無論在中央、地方還是軍隊，黨權都高於一切，黨對政府、軍隊有著絕對的領導地位——相反，在省及省以下地方層級，蔣介石嚴厲禁止地方黨部干預地方行政。同樣，這鍋夾生飯也做不到像西方民主政體那樣開放選舉、實施憲政，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民主監督機制。

　　這種奇怪政體，導致國民政府在社會控制能力方面遠遠弱於蘇俄，在社會治理能力方面又遠遠弱於歐美民主國家。其結果，使得此一時期的中國基層社會處於一種“准無政府狀態”——基層政權雖然存在，但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國民黨，卻無力駕馭和驅動這些基層政權。面對基層官員普遍的貪腐和不作為，黨既無力效仿蘇俄發動“整風運動”進行整頓，也無力效仿歐美通過制度建設來控制、監管。壯丁征募過程中大量的家破人亡，災荒中基層官員普遍的中飽私囊，都與此有莫大的關系。正如R.J. Rummel 所觀察到的那樣——“該系統從根本上失去了控制，甚至連蔣介石也無法充分指揮它，征兵當中發生了數以百萬計的死亡，盡管他試圖去糾正政策和處分相關負責人”——但不是“失去控制”，國民黨從一開場，就未曾真正“控制”過這架散漫的國家機器。這種缺乏社會治理能力而導致“大屠殺”加劇的情形，與蘇俄、納粹德國式的以超強的社會控制能力而實施的“大屠殺”，有本質的區別。

　　結語

　　按R.J. Rummel界定的“大屠殺”范疇，1000萬並不是一個離譜的數字﹔但其在“大屠殺排行榜”中將國民政府與蘇聯、納粹相提並論，卻顯然誤讀了歷史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