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評：馬英九何時才能“硬”起來？【3】

即使遭遇“血淚斑斑”，為何台灣就是“硬”不起來？這恐怕得歸結為台灣的“外交”策略。

台灣在“國際夾縫”中謀“空間”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台灣在很長一段時期之內，仍作為“中華民國”而在聯合國保留席位，並是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仍堅持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也因此在國際社會所採取的“外交”原則，就是所謂“漢賊不兩立”的零和作為。台灣當局的強硬的外交立場，在五六十年代東西冷戰對抗的國際格局下是有其能夠存在與適度運作空間的。然而隨著6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在聯合國的數目不斷成長，支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聲音，不斷地累積當中。

1971年，根據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而且，70年代以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陸續與“中華民國”斷交，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這些國家斷交后皆依約不再承認“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到目前為止，與台灣保持“外交關系”的隻有23個國家。台灣作為一個特殊的地區存在，自感在國際上空間越來越窄。

自80年代起，蔣經國開始採取較為彈性的方式，與非邦交國發展以經貿為主的實質關系。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上台，開始調整其“對外政策”，強調以“新觀念、新做法”，用“更靈活、更富彈性的態度”，來處理對外關系。在國際組織跟國際活動的參與上，李登輝“政府”也開始突破政治禁忌，提出諸如“一國兩府”、“一國兩席”、或“雙重代表制”等主張，試圖拓展國際空間。李登輝“政府”改採更有彈性的“外交”作為，強調要“重利輕名”、“舍名求實”。

然而，李登輝於1999年7月提出台海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系”的“台獨”主張，受到大陸及美國等國的反對。2000年，台灣發生政黨輪替，民進黨首次上台，陳水扁執政8年，其“對外政策”一步步偏離“務實外交”路線，走上激進的“烽火外交”，走的是激進、挑舋的“台獨”路線，其“外交模式”曾一度危及台海兩岸的和平，嚴重影響各方在該地區的利益，台灣自身的對外空間受到壓縮，國際處境艱困，成為國際社會的“麻煩制造者”。“邦交國”也迅速銳減，包括與美國的關系也降到冰點。

馬英九推出“活路外交”鞏固“主權地位”

2008年馬英九被選為台灣地區領導人后，推出“活路外交”的思路，以區別於陳水扁的“烽火外交”，來開拓台灣的“國際空間”。有人將馬英九的“外交”思路總結為：

首先，將改善兩岸關系置於首要地位，以“和”作為優先考慮，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選擇從大陸走向世界，以大陸為依托，優先發展台灣經濟，以加入經濟性和非功能性的國際組織作為優先考慮，在暫時擱置兩岸主權之爭的前提下，維持現有的“對外交往”格局。

第二，從經濟的角度入手，認為安全雖然重要，但是合作依然存在，兩岸可以通過互動逐步建立起互信進而找到共贏的局面。

第三，目的不在爭取新“邦交國”，而是“鞏固邦交，拓展友誼，參與國際，捍衛尊嚴”，即在維護相應尊嚴的前提下，為台灣經濟發展創造和平穩定的國際與周邊環境，以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活動，特別是經濟性的活動。

第四，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為“對外關系”的基本原則，堅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方針。

第五，以兩岸和解為前提，踐行“一個中國”原則。在此前提下，台灣“對外工作”開始正常化，重建了台美之間的互信，國際參與空間得到擴大。最明顯的實例，是台北在2009年5月18日成為世界衛生大會的觀察員，這是台北自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后的首次。

馬英九在堅持“九二共識”的前提下，將兩岸和解延伸至“外交領域”，走理性、務實、彈性、靈活的路線，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台灣形象，也為台灣參與國際活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但是，馬英九的“活路外交”也有與陳水扁相似之處，比如：

第一，都通過加強與“邦交國”關系來鞏固“主權地位”。“邦交國”是彰顯主權的最具體象征，鑒於台灣特殊的地位，這一點對於台灣更是意義非凡，因而無論是“烽火外交”或是“活路外交”，都將“邦交國”視為生存的砝碼。

其次，都致力於推動與非“邦交國”的關系，尤其是與美日的關系。歷來“台美”關系是台灣對外關系中最重要的一環，借助美國抗衡大陸是一貫策略。這一方面受到過去歷史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台灣看來，兩岸和平能夠維持下去的關鍵因素之一就要盡可能地維持兩岸軍力平衡，而這就使得台灣軍事上和購買武器上都需要尋求美國對自己的支持。

在周邊領土爭端問題上刻意與大陸保持距離，拒絕聯手

台灣的策略直接影響了兩岸在周邊問題上的關系。2012年上半年以來，在近幾年一再出現緊張局勢之后，東海、南海局勢進一步緊張。台灣當局應對東海、南海局勢的政策已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策略。面對“兩岸聯手”的廣泛民意，馬英九明確表示拒絕。2012年8月5日，馬英九提出的“東海和平倡議”，就是這一政策的集中表現。從台灣對東海、南海的政策設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台灣當局還有更廣泛、更深層次的“外交”追求。

應對東海、南海局勢，就是應對這兩個海域中若干島礁的主權歸屬爭端。所以，有關各方的政策目標都十分明確，即爭取在爭端中獲勝，獲得並鞏固自己對於相關島礁的主權。但事實証明，通過應對東海、南海局勢，爭取台灣對相關事務的所謂“話語權”和“參與權”，進而凸顯所謂的“中華民國的獨立主權國家”地位，才是台灣當局真正的第一位目標。馬英九的相關理念和認識，是確定台灣當局應對東海、南海局勢政策目標的決定性因素。

上一世紀70年代，馬英九曾積極參加當時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馬英九濃烈的“保釣情結”延續至今，並且時有表現。但同時，馬英九又有強烈的“中華民國情結”，所以，他不僅基於維護“中華民國主權”，堅持對釣魚島、南沙群島的“主權”，而且力圖在應對東海、南海局勢中，改善“中華民國”的處境。

然而，盡管馬英九的“活路外交”給台灣帶來了一定的收益，但即使在台灣內部，多年來也出現了批判的聲音。面對險惡的處境，台灣媒體認為，馬英九第一任期的“活路外交”已經走到頂點，必須有新的策略和論述，否則難以為繼。面對未來台灣的國際空間以及區域經濟組織的開拓，必須和大陸建立更為緊密的互信關系，馬當局必須跳脫第一任期“活路外交”的思維，台灣才有永續發展的可能。

也有人拿數據說話：比起與菲律賓周旋，尋求不靠譜的“漁業協定”，台灣主流民意已經給出了解決台菲漁權沖突的“解藥”：高達69%的民意支持兩岸聯手對付菲律賓的聲音，還不能說明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