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不過的“江南案”

　　林竹（化名）在電話裡告訴我：“狼哥是竹聯幫的精神領袖，雖然他已經不過問江湖的事情，但我們還是會打電話向他匯報，特別是遇到糾紛和人事問題。”林是竹聯幫排前幾名的大佬，在台北，他晚上一個電話就能把國民黨、民進黨的黨團召集人和立委喊到一起喝酒。

　　張安樂在竹聯幫輩分極高，綽號“白狼”，他被普遍視為是幫內“大腦”。上世紀70年代，竹聯幫遭受第一次重大打擊，總堂主陳啟禮入獄服刑。張安樂提議在幫內開設分支，以加強幫派總部對龐大組織的控制。在竹聯幫招募人員、訓練計劃與制定幫規的過程中，他起了重要作用。

　　他的同學、朋友張夢麟說：“如果狼哥不離開台灣，竹聯幫的天下就是他的。董事長（陳啟禮）出來后，也說讓他來統領。”

　　張安樂輕易放棄了這一切，他回憶說：“以前列寧說過一句話，從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莫斯科—北京—加爾各答—巴黎，這是鄉村包圍都市的意思。所以我覺得從台北到北京最近的距離是台北到美國，再到北京。我必須得到美國的知名高等學府拿到一個學位，然后以留美學人的身份回到大陸，現在叫海歸派了。不然你一個竹聯幫某某人到大陸算什麼啊。還有就是董事長的魅力無人匹敵，竹聯幫有他就夠了。”

　　他一方面和兄弟應酬，忙於幫中之事，同時還去上托福考試的補習班。兩年后，他先到美國內華達大學，再赴斯坦福大學讀碩士。

　　在斯坦福，他見到了第一批來自大陸的留學生，他很想結識這些穿藍色中山裝、騎自行車的年輕人。有一次，王炳章去斯坦福大學演講，台灣的海外工作委員會發動灣區的中國留學生去捧場。張安樂回憶說：“王講的還都是民主abc，我說不要講為什麼要民主，你告訴要怎麼做。王說了之后，楊明輝站了出來，他說我承認我們大陸現在落后，所以我們要好好學習回去建設我們的國家，你這樣講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楊明輝講話的時候出自內心，眼睛裡都是淚水，后來我才知道他是斯坦福留學生的黨支部書記。我看了很感動，台灣留學生風度不好，噓聲一片。會議結束后我去和楊明輝握手，聊天，就這樣建立了關系。”

　　后來，他主動提出開車帶大陸留學生去shopping，提供各種幫助，先是遭到拒絕，不久，他們接受了他的幫助，開始接納他。

　　和在台灣的日子相比，張安樂被大陸留學生的報國熱情所感染。張夢麟當時也在洛杉磯，他回想那個場景：“我們都非常年輕，都年少輕狂，都有理想和熱血。”

　　王炳章一直想影響大陸的公派留學生，托人找到張安樂要大陸留學生的地址，要寄雜志。張安樂拒絕了，他說：“這些人將來可能三分之二會留下來，但隻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回去就夠了。他們和你們接觸，就上了黑名單，隻能留下來，楚才晉用，隻能為美國服務了。”

　　為了籌集學費，他暫時休學辦餐館，並竭盡所能幫助大陸留學生。張夢麟跑去他在山景城租的房子，被嚇了一跳，沒有床，隻有床墊。

　　他想盡量避開政治，但他的身份注定了很多意外的發生。第一次回台省親，就被關進警備總部，理由是台獨。第二年暑假，他去香港見了從大陸來的表嫂，張夢麟給他打電話：“先不要回台灣了。”這次的理由是“通匪”。他知道，在香港時他被台灣情報部門監控了。

　　張安樂的表嫂出生在延安，父親是越南共產黨高級干部，一生加入過法共、聯共、中共和越共，最后因回國革命而離開中國妻女。胡志明來中國訪問時，都是表嫂前去獻花。張安樂的姨夫是擔任過中央黨校黨委書記等職務的高干，他的表哥則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紅二代”。

　　1982年，魯迅的長孫周令飛為愛情投奔台灣，台灣的情報部門找了張安樂的同學去游說他，試圖讓他“策反”表哥。他拒絕了情報部門的要求，“我是兄弟出身，不可能做這個，這叫出賣人家對你的信任。我表哥那麼信任我，你讓我說去做，不可能。宋美齡和宋慶齡還是親姐妹，讓他們去好了。”

　　“親匪”的名聲也因此傳了出去，他猜測，這是1984年10月陳啟禮沒有聯系他的原因。

　　1984年10月15日，在“國防部情報局”的安排下，竹聯幫總堂主陳啟禮帶領幫內成員吳敦和董桂森，在加州槍殺了美籍華裔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他之前出版的《蔣經國傳》被普遍認為得罪了台灣官方，但事后人們發現他還可能是一名多重間諜。

　　這起案件的細節，到今天都沒能被梳理清楚，隨著一些當事人相繼離世，真相更是難以追查：劉宜良的真實身份、被殺原因、幫派力量如何和情治單位走到了一起、一清專案和該案的關系……

　　事發之前，張安樂不知道陳啟禮的計劃。董桂森原本住在他家裡，和張夢麟一個房間。那天一早，董被人接走。直到中午時，另一個住在這裡的兄弟告訴張夢麟，董桂森走之前對他講，這次出門是為了董事長（陳啟禮），如果出了事，幫忙照顧在台灣的家人，董事長還特別叮囑不要告訴白狼。

　　張安樂得知后，第一反應是“要出大事了”。

　　第三天，陳啟禮帶著兄弟們回來。張安樂很快發現他們的房間堆滿了刊登劉宜良被殺新聞的報紙。他對辭行的陳啟禮說：“小心被滅口。”陳啟禮說：“沒事，我有一卷錄音帶。”張安樂建議他們三人留一個在美國做牽制，但台灣方面一定要讓他們回去。

　　不到一個月后，傳來消息：台灣開展大規模掃黑的“一清專案”行動，由安全部門和警方執行，陳啟禮和吳敦被關押在警備總部軍法處，董桂森跑路去了菲律賓。

　　這個消息激怒了張安樂，張夢麟說：“除開他和陳啟禮的兄弟情誼外，他看得更遠，不能夠這樣默許有人犧牲，被政權當作工具來使喚。”

　　這卷錄音帶成了張安樂手中惟一的籌碼，原本可以置身事外的他也被卷入了這場漩渦之中。他說：“我們本不想拿出錄音帶，那是玉石俱焚。找了我們認得的一個教授，文工會的副主任魏萼。我們說手上有錄音帶，必要的時候會公布。我們的條件是董事長和吳敦從警備總部轉移到司法受審，因為殺人是事實了，我們也懂法，轉移到司法讓他們有發言的機會。在警備總部可以隨便說你脫逃然后殺了滅口，還有停止追殺董桂森。一清專案抓到的人有案的送司法，沒有的就放了。

　　魏萼跑回來見了‘國家安全局長’汪敬煦。刺殺事件是‘國家情報局長’汪希苓安排的，台灣的情治系統最高是‘國安局長’，是上將，而汪希苓是‘情報局長’，是中將，他想江南案處理好了，可以升上將。大汪與小汪有矛盾。一清專案由大汪來負責，魏找到大汪，大汪一聽，驚天欣喜啊，還有這麼一回事啊，正好可以整小汪，很快就派人找了我們。

　　我們的目的還是救人，而且不要傷害到台灣。我們在林肯plaza交了錄音帶。第二天一看報紙，怎麼小汪被抓了。我之前沒提小汪，FBI打電話問怎麼回事，我說我拿了幾個月，剛給你們就出事了。

　　我們不相信FBI，他們和台灣的關系從戴笠時代就非常密切，我們搞巡回記者招待會。我覺得錄音帶分量還是不夠，小汪畢竟是家臣，是可以犧牲的，后來也果然抓了。我們又不能動蔣經國，那會威脅到台灣安定。我們隻能挑出蔣孝武，畢竟虎毒不食子。我們就說我們還有第二卷錄音帶，其實我們沒有。”

　　蔣孝武是蔣經國次子，當時負責情治系統，被普遍認為是蔣經國的接班人。張安樂在CBS《60分鐘》接受採訪時，將暗殺主使人矛頭引向了蔣孝武。外國政府情報部門派人到美國本土暗殺一名美國公民，這個消息極大震動了美台關系。

　　在此之前，參與“江南案”的“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已經被逮捕，但蔣孝武還是被外放到日本和新加坡，遠離了權力中樞。

　　這場風暴引發的連鎖反應還遠不止人事上的變動，因這件事引發的海內外壓力，1985年底，年邁的蔣經國公開表示“蔣家人今后不能也不會參選‘總統’”，並在隨后宣布解嚴，開放報禁和黨禁，台灣的民主化進程開始大大加速。

　　另一個結果則是誰也沒有想到的，大批本省角頭和外省幫派頭領被集中批捕，促成了角頭大聯盟，為90年代台灣的“黑金政治”埋下了伏筆。大批江湖大佬的集體入獄，也直接誘發了幫派內部權力重新洗牌。當90年代大佬服刑歸來，他們發現，一個全新的時代開始了。 受“江南案”拖累，張安樂被以“走私毒品罪”等數罪並罰，判處15年監禁。他此后一再聲明，自己是兄弟，但絕對不碰毒品，他是被FBI構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