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根據地

　　“我回去就是為了這本小冊子。”張安樂指著一本藍色封面的小冊子告訴我回去的理由，“你要記住，我完全可以不回去的，我在這裡過得很好。隻要這本小冊子出現在鏡頭裡，我就贏了。”

　　這是一本宣傳“一國兩制”對台灣的好處的宣傳材料，雖然不厚，但編寫花了很長時間，一直在修修改改。3年前，張安樂的母親在深圳去世，從那一刻開始，他就准備回台計劃。最后他是以大陸居民身份拿到了入台証回台，而不是像其他台灣人用台胞証。

　　到了台灣之后，他高舉手冊不放，從戴上手銬到進入台北地檢署，他一直拿在手上爭取曝光率.交保之后開記者會，秀的還是這本手冊。翻開這本文宣材料，首先看到漫畫“台灣的未來，隻有跟大陸和平統一，才是唯一的出路”，再配以各種論述。

　　在他的計劃中，接下來要在台灣大規模派送這本小冊子。

　　張安樂是中華統一促進黨的創始人、總裁，該黨2005年在台灣注冊成立，是台灣第一個公開宣傳統一的政黨，前身是2004年成立的保衛中華大同盟。

　　2008年11月，海協會會長陳雲林首次訪問台灣，立刻激起綠營民眾嗆聲。陳雲林下榻的圓山飯店甚至挂起了防蛋網，對每一個進出飯店的人員進行嚴格審查。即便如此，依然有大批綠營人士利用各種形式想突破進來。就在這種情形下，張安樂出動了大批黨員揮舞五星紅旗前來支持。

　　此后，陳雲林2009和2011年訪台期間，張安樂都在深圳遙控指揮黨員前去為之站台，在陳雲林經過的地方，高喊“歡迎陳會長，下次再來”，並多次和綠營示威者產生沖突。

　　連戰2005年到大陸訪問，在機場遭遇大批綠營反對者，一大批支持連戰的“黑衣人”和綠營人士發生肢體沖突。2009年，台灣爆發“八八風災”，達賴喇嘛到台灣訪問“消災祈福”，又是一大批黑衣人沿途抗議。

　　這背后，都是張安樂的統一促進黨在行動，也讓這個人數並不多的政黨在台灣頻頻引爆話題。紅色的理念和黑色的裝扮，這兩種顏色在台灣都不受歡迎，不過這並不影響統一促進黨在台灣生存。

　　台灣在成立政黨方面採取的是報備制，現在有兩百多個政黨。統一促進黨成立時，還是陳水扁在台執政，為了應對“漂白”的外界議論，張安樂找了朋友林正杰做主席（現在是榮譽主席）。

　　林正杰是本省人，民進黨的創黨元老，早年曾和陳水扁、謝長廷一起並稱“黨外三劍客”，有著“街頭小霸王”稱號，后來積極支持統一，和綠營戰友決裂。

　　上世紀九十年代，張安樂從美國坐牢歸來，根據台灣法律，還要再審一遍。此時，透過陳啟禮和吳敦，他結識了時任立法委員的林正杰。林為張安樂的案件積極奔走，協調“法務部”等各部門。林和陳、吳曾經關在同一個監舍，他評價這兩位獄友：“對國民黨就是愚忠。”林正杰說，當年在綠島囚犯主要就兩種人——動拳頭的（幫派兄弟）和動筆頭的（不同政見者），大家相處時間長了，自然成了朋友。

　　對於黨的定位，林正杰認為統一促進黨應該是一個理念型政黨，而不是選舉型政黨。在台灣目前選舉制度下，“中央層級”的立法委員選舉採取“單一選區兩票制”，即在選區內，選民既選人又選黨，這種選舉制度很容易造成兩黨制，擠壓小黨生存空間。2014年台灣開始“七合一選舉”，“直轄市”議會議員、縣市議員及鄉鎮市民代表都是“復數應選名額”，即在同一選區內，候選人隻須獲得比例較小的得票率，就可當選。這或許給了統一促進黨在政治上的空間。

　　因為幾起沖突新聞，統一促進黨開始被台灣人知曉。林正杰告訴本刊記者：“對付台獨也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許信良當過民進黨主席，都還被綠營打。”

　　在護送連戰、組建“天使隊”保護施明德等事件中，都是林正杰提議，張安樂反倒有所顧忌，而並不主動。林正杰開玩笑說：“白狼並不反對，否則他怎麼做兄弟，只是沒我狠，我比他還像流氓。”

　　在綠島坐牢時，林正杰讀了很多馬列的書，他的結論是，“政治不是請客吃飯，絕對的和平主義行不通。以前統派在台灣去關帝廟拜拜都會被人打，哪裡有你抬頭說話的機會。”

　　張安樂的構想是開辟“紅色根據地”，他要利用幫派和自己的人脈在南台灣創建“紅色據點”。他說：“我們參選沒有得失心，參選是要培養紅色資源，這樣紅色陣營才敢落地生根。這不是唱高調，台灣政治人物都很現實的，有了紅色選票他比你還紅。”

　　統一促進黨現在有三十多個黨部，據稱有上萬人的規模。在張安樂的計劃裡，先透過各個黨部為勞工做事，吸引勞工，然后開設服務站，直接服務在地民眾。他說自己做的是“政治公益”，“我回去的目的，就是要先做社會公益，這是馬上感受到的，然后會體會到你的政治公益，我們做公益是打五星紅旗的。當然社會公益要有資源，我以前常常建議大陸，不要整天去買那個買這個，而應該想辦法從公益著手。”

　　他對於大陸對台政策有自己的見解：“大陸現在給台灣送了很多資源，基本上送到南部綠色地區，但為什麼不給我們呢？這好比牛奶工廠是紅色的，可是現在用綠色的奶嘴送牛奶，老百姓怎麼看嘛。如果以后用紅色的奶嘴送牛奶，會讓紅色力量在台灣壯大，這很現實。今天是我們下單派送，你慢慢就跟我們靠攏了，這一定的，人是感情動物。”

　　曾經有台辦官員問張安樂，民進黨縣市長在高雄請達賴吃飯，有沒有雲林縣長蘇治芬。他回答“當然有”，大陸輸送資源到南部台灣，這反倒成了綠色政治人物的政績。馬英九去雲林走訪時，說我上台后改善兩岸關系，雲林鄉親的農產品才能登陸到大陸。可蘇治芬說：“對不起，馬總統，是我賣出去的，不是你賣出去的。”

　　張安樂拿這個案例舉証，他說：“蘇治芬沒說錯啊，深圳給他一個點，上海也給他一個點。可雲林老百姓認誰？隻認蘇治芬，票數開出來綠油油的。”

　　搞政治勢必需要資金配合，林正杰說：“我們沒拿過共產黨一毛錢，白狼都是用自己的錢，他這種人也算絕無僅有。每次抗爭都要抓人，律師費和交保費都是白狼自己出、自己籌。”回台灣的計劃已經籌劃了3年，為了日后的經費，張安樂賣了一套深圳的房子。

　　和大陸的關系，一直成為綠營人士抨擊張安樂的理由。他的一位朋友曾經幫他聯系河沙生意，這是建筑業的必備材料，台灣不出產，要從大陸進口，但這筆生意遭到了一些對台部門的推諉。統一促進黨最早在台灣舉行活動挂出五星紅旗，也被有關部門打了招呼。

　　張夢麟說：“我們從來也不否認他在大陸有一些關系，因為有這麼一種關系也認識了一些朋友，誰都有關系。可是，最重要的是你在大陸到底有沒有作奸犯科。我們問心無愧。”

　　2008年立委選舉時，國民黨需要在高雄拿下一個重要據點，一旦選上，指標意義甚至大過實際意義。統一促進黨北部黨員南下，結合南部兄弟，一起為這位候選人掃街拉票。一位高級黨工說：“台灣的選舉要買票，XXX也一樣。如果說沒有這些兄弟力量的介入，早就被打出來了。我們如影隨形，對方根本沒有辦法去賄選，又不能用暴力來驅逐我們，我們可以以暴制暴，可以還擊，我們有自衛的能力。”

　　張安樂並不否認兄弟力量對於黨的作用：“如果沒有竹聯這個后盾，這個黨今天不會發展到今天這樣。我們2004年成立的時候，公權力在綠營手上，暴民也在他那邊，誰敢來參加啊，只是兄弟來支持。”

　　兄弟和黨員的雙重身份給這個政黨未來發展埋下了很多變數，台灣媒體做過報道，一些“堂主”黨員進行暴力討債，而另有幫派黨員以黨派為誘惑，誘使年輕人從事非法活動。

　　對於這些現象，林正杰回應說：“關於黨員犯罪，就事論事，該怎麼判就怎麼判，應該根據行為而不應該根據背景。”

　　一位高級黨工對我表達了擔心，他說：“張安樂常年在深圳遙控指揮，他很容易被一些低素質的黨員蒙蔽。很多黨員就在黨部裡公開打牌，而且欺負另外一些黨員。張安樂當年改革了竹聯幫，但他現在還要去學會如何組織一個現代政黨。”

　　意外的兄弟生涯

　　我們的話題談到陳啟禮和紅樓會議時，張安樂的聲音激動了起來，這是我見到他惟一的一次激動。

　　1981年，香港功夫明星王羽在台北天竺餐廳和四海幫惹上了麻煩，后來演變成竹聯幫與四海幫的?殺，沖突甚至引發到法院的法警室。11年前，正是因為類似的“陳仁案”，竹聯幫遭受重大打擊，張安樂不想看到歷史重演，就打電話給已經退出江湖的陳啟禮。

　　他們請了很多媒體記者說明情況，在台北紅樓劇場二樓的清香潮汕沙茶火鍋店裡，陳啟禮帶著女朋友去了（偶像劇明星陳楚河的母親，菲律賓觀光小姐）。張安樂清楚記得陳啟禮說的話，以至三十多年后，復述時聲音哽咽起來：“董事長說，將來蔣經國先生走了，萬一政權落入台獨手裡，把黨政軍都收編了。到了那個時候，我要出山。我寧願台灣被共產黨統治，也不要被台獨拿走。”

　　陳啟禮開始重整竹聯幫，開設8個堂口，走組織化和企業化方向，其他幫派紛紛效仿。此時台灣經濟開始起飛，蔣經國推出“十大建設”等政府公共工程項目。幫派兄弟開始大量進軍工程界，綁標、圍標，染指建筑業。

　　張安樂說：“董事長重新出山和美麗島事件刺激有很大關系，他已經看到地方勢力的崛起，就會有意去結交。他搞的俱樂部，宋楚瑜也填表加入。他和蔣緯國關系很好，每個星期都會一起吃飯，已經到了隨便吃吃水餃就好的地步。他那個時候已經隱隱約約有了杜月笙的意思了。1981年，他還是大中華主義，當時台灣左手反共、右手反台獨，蔣經國處理美麗島就是說他們是共黨。很多人都沒有想到獨和共要選哪一個，但是他想到了，而且做了選擇。可是到了1983年4月，我發現他已經從大中華主義，變成了大中華民國主義。中華民族主義是不論國共，都是中國人。中華民國主義是中華民國代表中華民族。”

　　在張安樂看來，正是和蔣緯國和宋楚瑜這些高官走得太過密切，陳啟禮的思想開始發生變化。此時台灣對於打擊組織犯罪的呼聲不斷高漲，陳啟禮與情治單位的接洽有了自保的考慮，而軍公教子弟背景的他，也被看作是“忠黨愛國”的“民間義士”。劉宜良的多重間諜身份，也為兄弟出身的陳啟禮所不齒。

　　張安樂說外省子弟在台灣有3個傳奇——“馬英九，外省孩子選上‘總統’﹔郭台銘，白手起家成為“首富”﹔我們董事長，獨生子、法官子弟、書香門第，又沒有眷區作后盾，打出一片天地。”

　　和陳啟禮一樣，張安樂出生在一個外省教師家庭。他的父親是大學教授，而母親是著名中學北一女的老師。當兒子讀書時混兄弟，他的母親怎麼也理解不了，“我們在大陸的時候沒有這些東西啊，青紅幫都不是中產階層和知識分子家庭出身。”

　　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兩百多萬外省人來到了這個陌生的島嶼。經歷了“二二八事件”之后，本省人對外來掌權者懷有警戒之心，而外省子弟為求自保，自然就以各種形式抱團。

　　與此同時，國民黨政權吸取在大陸期間教訓，嚴密控制學生運動，年輕人的精力無處發泄。和張安樂同一年出生並有著相似成長經歷的導演楊德昌后來拍了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小公園幫”和“217眷村幫”的爭斗就是張安樂們少年時代的寫照。

　　與大陸不同，幫派大哥在台灣並不受人鄙夷，國民黨兩位領袖孫中山和蔣介石就曾經加入過洪門和青幫。青幫大亨杜月笙因在抗戰期間的表現，也被社會肯定。

　　1995年，坐完十年美國黑牢的張安樂回到台灣。此時的台灣幫派背景發生了新的變化，國民黨放開各級選舉，民進黨憑借理想主義和清新形象開始佔據各個舞台。李登輝為了贏得選戰，並應對黨內反對派，開始拉攏各個地方派系。政治、金錢和暴力開始勾結在一起，黑金政治成為台灣民主的污點。

　　美國新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教授陳國霖是研究華人幫派的專家，曾在台灣做過多年實証研究，遍訪警政人員和一百多名黑道大哥。他在2004年指出：在台灣，幫派分子、企業家與政治人物之間的勾結，成為黑金政治發展的主要原因。企業家的錢可以幫助政治人物買票，而幫派的恐嚇可以確保買票的效率。對於企業家而言，與政治人物交往有利於獲得政府工程，幫派則比司法更有效率解決糾紛。當上層社會與黑社會的關系增強后，一旦在政治經濟制度結構產生大改變時，黑社會成員就可以努力轉變他們的犯罪人身份，成為合法生意人。對他們而言，得到另外一個合法生意人身份，辦起事來和恐嚇者的身份一樣有效。

　　在台灣，政治人物、企業家和幫派分子的三重身份有可能會集於一個人身上，而這種現象卻又不能簡單理解為民主的失敗。

　　本刊記者曾採訪過台中市“角頭”立委顏清標，這位台中“海線”大哥甚至還有宗教領袖的身份。作為一名民意代表，顏清標的每一票都是來自選民，他每天重要的工作就是跑各種婚喪嫁娶的場子，以及向地方和“中央”政府為選區爭取項目。這種“務實”為本鄉本土（可能也在為自己牟利）的政治人物很難不受歡迎。2012年顏清標因貪污而被判入獄后，他的長子還能贏得立委補選。

　　陳國霖教授分析認為，在台灣，黑道人物是很好的助選人。不僅因為他們的人格特質受到選民歡迎，還因為他們在涉足地方政治前，長久以來在地方上已經有了很大的影響力。地方民眾有糾紛時，通常會轉向黑道求助解決，而不向政府機構求援，因為他們相信黑道可以“公平且有效”地解決紛爭。

　　為了應對日益嚴重的黑金問題，國民黨政府進行了一定努力，先后三次開展專項掃黑活動。1996年，第三次掃黑行動“治平專案”開啟，正在大陸的張安樂涉嫌桃園機場圍標案以及有組織犯罪。他留在大陸，一待就是17年。

　　前一年，他從美國回來，從事商業活動，並在雜志《獨家報導》開專欄“與狼共舞”，抨擊李登輝台獨思想。

　　張安樂沒有想到的是，掃黑行動開始與政治斗爭緊密挂鉤，他回憶說：“台灣選舉必須要得到地方樁腳支持。宋楚瑜1994年當選省長后，慢慢把地方的樁腳收編。他功高震主，為了得到中央資源，炮打中央，不是打李登輝，而是打行政院院長連戰。李登輝認為宋楚瑜‘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給你省長的位置夠了，‘總統’的大位還是要給連戰，矛盾產生了。當時“法務部長”廖正豪是連戰的人，發動‘治平專案’針對的都是宋楚瑜樁腳，他認為我們這些‘外省挂’都會支持宋。宋楚瑜的小舅子陳千山是我們的兄弟，跟我講“我們宋先生吃了啞巴虧，掃黑針對的都是宋先生的樁腳。挺宋的基本都有事，挺連的都沒事。偵查權在他手上，說誰黑誰就黑，整頓江湖上的政治異己。”

　　一起逃亡的還有陳啟禮，去了柬埔寨，並獲得勛爵，成為當地顯赫人物。11年后，陳啟禮在香港去世，他在台北盛大的葬禮堪比國葬，兩萬多各界人士出席。“立法院長”王金平和民進黨黨團召集人柯建銘位列治喪委員會名譽主委，台灣各大幫派和日本山口組、香港三合會等國際幫派也派出大批人士前來吊唁。

　　在陳啟禮的葬禮上，挂著一副由作家張大春所擬的挽聯：“啟節秉乎天，人從俠道知忠藎﹔禮失求諸野，路斷關河望竹林。”

　　陳啟禮病危時，張安樂去香港看望他，他握著陳啟禮的手安慰說：“你是當今的杜月笙。”陳啟禮搖了搖頭，說：“我做不了杜月笙，時代不同了。”

　　張安樂告訴我：“台灣問題是大陸十三億以及海外一億華人關心的問題，但不是隔著台灣海峽就是隔著太平洋，有心無力，鞭長莫及。兩岸如果分裂了，時間久了台灣就變成新加坡了，他們已經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如果這個時候可以把傷口愈合，重歸統一，在歷史上就是除了秦始皇外貢獻第一人。董事長因緣際會盡到自己力量，他超越了杜月笙，如果沒有江南案，他會向那個方向努力。”

　　如果不是當年讀初中時得了肺結核，他會考上更理想的中學，而不會加入竹聯幫。在淡江大學的風波，如果不是最后得到了陳啟禮師兄的幫忙協調，他也不會在江湖路上走這麼遠。

　　他還記得第一次見到陳啟禮的場景：“鶴立雞群玉樹臨風，在永和戲院門口，幾百個人一看就是他。”

　　他的朋友、傳記作者王豐說：“再也不會有白狼這樣的人了，他屢屢為兄弟所累，但還堅持朋友情義相挺。這是那一代兄弟的特質，現在時代已經變了。新加入幫派的小弟都是看老大帶給我什麼好處，竹聯幫早年基於少年好勇斗狠、朋友相挺的單純時代結束了。”

　　在他回台灣前幾天，我們最后一次見面。他又提到了楊明輝當年帶給他的沖擊，我忍不住打斷並告訴他：楊明輝后來沒有回大陸，一直在美國工作生活，做過波音公司的高管。

　　他愣了一下，搖搖頭說不相信，馬上讓隔壁辦公室的秘書帶筆記本電腦過來查証。當確認了我的信息之后，他想了想說：“沒關系，我相信他還是會給國家帶來貢獻。”

　　因為幫派生涯，他的家庭生活難言幸福。多年牢獄之災讓他沒法侍奉母親，小孩很早就被媽媽帶去南美生活。關於兄弟生活，他寫過一首歌《兄弟》，裡面有一句“太平盛世游戲人間”。

　　我問他：“做兄弟，有過后悔的時候嗎？”

　　他認真想了下，講了一個故事給我聽：“還好我走這條路。有一年，我去張家口參加一個座談會，我一看台灣來了一個教授團，十幾二十個人，名單上寫著馬政。我專門跑過去，一看果然是我的小學同學。我們都讀桃園國小，我乙班他甲班，那時模擬考好像看到他的名字，我最高是第九名，他也總是在前面。后來畢業的時候，我拿到縣長獎，他拿到校長獎。他父親和我母親當年都是山西最早的國民黨，他父親還聽過我母親演講。

　　他后來考上政大，然后去美國讀書，最后當了教授。我當年如果沒有走兄弟這條路，就跟他一樣。母親希望我當錢穆這種大學問家。我做不了大學問家，做個教授應該沒問題。可是教授滿街走。有一腔熱血，可是有心無力。書生報國，就一支筆，對不對？如果我們沒有兄弟的力量，能不能發展出這樣一個黨？不可能。紅派的教授很多，有理想的也很多，但為什麼在台灣沒人聽呢？”

　　他最后說：“如果有來生，我還是要做兄弟。”

　　（本刊記者王大騏，實習記者徐玉燕、杜家寶、於振洲、鐘文嫡、梁蓮娣亦有貢獻。本文部分內容參考《黑金——台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秘》，陳國霖著，商周出版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