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四大家族后人今何在【13】

　　目前對宋子文存在疑問的地方是，由於宋子文參與了抗戰時期美國對華大量財政經濟援助的談判，有說法認為宋子文有可能將這些財政經濟援助轉換為個人與家族利益。

　　實際上，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實行“五院制”，宋子文就主張確立一個嚴格的預算和決算制度。比如，1933年，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的身份訪美，和美國簽訂了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其后宋又參加了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並訪問英國、德國、意大利和法國等國，宋子文回國后，審計部門就致函宋，要求他將出訪賬目報告清楚，宋子文就逐一報告。這說明，一些現代化制度已開始確立。

　　1933年宋子文辭去了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之后，在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公司、廣東銀行，他確實有個人股份。

　　應該看到，無論是抗戰爆發前宋子文直接參與談判的5000萬美元“棉麥借款”，還是抗戰爆發后宋子文作為駐美代表談判先后達成的鎢砂借款、金屬借款、平准基金借款和后來宋子文以財政部長身份達成的5億美元借款，這些大數額的國際借款在銀行開設賬戶和動用賬戶數額在當時已建立非常嚴格的制度。比如，這些借款的動用均受國民政府財政部控制，這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胡佛研究所都有相關檔案，我們可以看到，軍方佔了很大一部分支出，用於購買美國武器和卡車、軍用醫藥設備等物資，借款支出方向非常清楚，並向國民政府各有關部門、國民參政會和美方備案。這說明，對戰時借款的動用總體上是有相應的制度約束的，並非個人行為。

　　1946年底和1947年初爆發了黃金風潮，當時宋子文擔任行政院長。抗戰后期通貨膨脹日趨嚴峻，政府是消極順其自然還是積極應對？宋子文選擇了后者，從1946年2月份開始，對獲得美國援助的期望和對國內秩序的自信是宋的外匯和黃金市場政策出爐的重要動因。從實際情況來看，外匯和黃金市場的開放供求無法平衡時，問題就會顯現，特別是隨著內戰的爆發、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失利開始顯露端倪時，對外匯和黃金的需求更是到了非理性狀態﹔制度的腐敗開始顯現，一些軍隊長官和軍政機關的首長往往克扣下屬薪水，在外匯和黃金市場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現實的軍事、政局、體制、外交處境都不利於宋子文繼續維持外匯和黃金的開放，最后蔣介石緊急叫停。在黃金和外匯風潮中，宋本人或宋家族是否獲利，目前沒有材料能支持這一點。

　　我想說明的是，在已有制度的限制下，宋子文或其他人要直接把國外借款中飽私囊，是不那麼容易的。但這個過程中也不排除以下情況的發生，比如，無論是國防物資供應公司還是資源委員會，在美購械購料過程中是否涉及回扣﹔甚至孔祥熙、宋子文以及在美國中方機構各級人員是否收取回扣……對於這些疑問到現在為止還沒見有可靠史料的支撐。我的看法是，今天我們只是簡單地提出以往已有的疑問那是不夠的，僅僅簡單地重復以往的指責甚至加以泛化，則是不科學的，這裡需要用科學求實的精神，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我們從宋子文的檔案中可以看出來，無論是作為駐美特使，還是作為外交部長，宋子文確實關注著和他個人相關的事業，比如廣東銀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中國建設銀公司的業務，這幾家機構有重大具體事務都會向宋子文請示，宋再以電文告知。從頻繁的通信中，我可以看出宋子文對自己的事業和家人投資很關心，同時宋子文還是很有制度約束和規范的意識，他常提醒弟弟宋子安等人千萬不要干違紀之事，比如他告訴宋子安，你們不能違反美國政府的規定，私人信件中不能夾寄股票和有價証券。

　　但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台灣的檔案機構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檔案中，還沒有發現大家所公認的足以証明宋子文“貪污”的証據。需要指出的，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無論蔣介石、宋子文或者其他民國政要，都是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環境的產物，他們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作為都不僅僅代表個人，在可靠史料基礎上弄清他們的主要經歷和作為，予以全面、客觀與科學的評價，是非常必要的﹔同時應當重視分析社會的和體制性的因素。如果僅僅關注個人操行問題，那就無法從這段歷史中汲取有益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