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四大家族后人今何在【15】

　　學者需要尊重歷史

　　記者：以往都是將宋子文作為國民黨官僚資本的代言人，您如何看待宋子文與官僚資本的關系？

　　吳景平：國民政府時期的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的發展演變可分為幾個階段，在不同階段，宋子文與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的關系不同。

　　在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的形成初期，宋子文與其關系密切，從1928年到1933年，宋子文身為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和第一任央行總裁，為國民黨政權的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打下了制度基礎。宋子文顯然很注意制度建設，他對當時的銀行制度、貨幣制度、財政制度建設，對關稅、鹽稅和統稅制度的改革都起了很大作用。

　　我們今天來看這些制度，至少給我們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思想素材，對我們今天的國企改革和金融、外匯市場建設等都有借鑒意義。我們可以看到，舊中國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急劇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在曲折、反復地往現代化方向行進，中國同時也在被動應對國際化的挑戰。

　　從1933年宋子文先后辭去央行總裁、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部長職務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得到了極大加強，但是宋子文與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卻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宋子文雖然以董事長的身份直接掌控了中國銀行的經營管理大權，但他實際已退出國民黨政權的決策核心，而集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和央行總裁於一身的孔祥熙職掌著財經大權。

　　宋子文再次與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有直接關聯是在1945年抗戰勝利后，以行政院長身份復出，並通過擔任中央銀行總裁的貝祖詒對戰后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的運作機制發揮影響。

　　還應該指出，在上述整個過程中，有一種很重要的力量是孔、宋無法掌控的——軍方的力量，軍方直接掌握的經濟力量，包括對外軍工貿易，這是蔣介石直接掌控的。

　　當年中共指稱“四大家族”聚斂巨額財富、操縱國家經濟命脈，主要指的就是資源委員會。資源委員會起初隸屬軍事委員會，宋子文無法從制度上影響它。后來資源委員會控制著糖業、鋼鐵業、紡織業等重要產業，對其發展和膨脹起作用的第一是蔣介石，其次是孔祥熙，宋子文對資源委員會的發展並沒有多大影響，這個時候宋子文本人以及宋家族到底有多少份額，也很難講清楚。

　　記者：宋子文出身於近代中國一個不平凡的家庭，他本人曾經擔任過廣州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先后出任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行長、外交部長和行政院長等重要職務，從1923年到1949年，有長達26年的重要政治生涯。對您而言，研究像宋子文這樣一位有著復雜經歷的民國高層人物，感到最困難的是什麼？

　　吳景平：我之所以能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研究宋子文，得益於我們已經有了非常好的社會大環境，實事求是成為主要工作的指導性原則。但當時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沒有機會看到宋子文檔案文獻。

　　對我而言，所謂敏感問題並非很大障礙，我認為這段歷史的塵埃已落定，去年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歷史性的握手更說明，國共兩黨在1949年前的恩怨已成為歷史，現在無論作為政黨還是公眾，都已能用更健全心態來看這段歷史。大陸學術界和學者也能夠用更開闊的胸襟和更充分的自信心來對以往國共關系的歷史進行客觀的、建立在可靠史料基礎上的研究。

　　作為學者，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尊重歷史，對1949年以前國民黨政權本身和民國人物我們都可以進行研究討論。當然，研究中國內部事務和研究中外關系取向不同，我們判斷中外關系問題時首先考量的是國家和民族利益﹔判斷中國內部問題，我們要看有關當政者是否符合社會進步與民主化進程，我主張看大的方面﹔另外，一定要將具體問題和這個問題發生的具體歷史環境、制度環境以及人際關系網絡聯系，不要脫離具體歷史條件。

　　此外，我們還需要多視野、多角度的比較觀念，比如，我們研究宋子文時，要將宋與同時期的其他人物做比較，還可以將宋的前后不同階段比較，給予他恰如其分的評價。這個評價基於具體時間、具體事件而言，不要輕易做總評價。

　　以上的工作需要大量投入，並非短期能解決。宋子文檔案有幾十盒，每盒都有數以百計的文件，其中大量是英文檔案，中文檔案有很多是手寫稿，字跡辨認很困難。這些資料用特殊方式記載了我們國家、民族、社會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我們從中可以了解到很多問題，獲取很多重要信息和經驗教訓，它不僅僅屬於胡佛研究所，也不僅僅屬於宋家后人，而屬於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

　　記者：作為首次在大陸召開的關於宋子文研究的論壇，宋子文的后人也從美國專程趕來參加。在您看來，我們現在研究昔日民國顯族的歷史具有怎樣的價值？

　　吳景平：關於近代中國重要人物的會議此前就已有，譬如關於張之洞、盛宣懷、袁世凱的會議﹔而關於孫中山的會議則更多了，宋子文並非第一個。但將以往我們給予負面定義的國民黨高層人物以研討會方式進行直接研究，這是第一次。

　　國共兩黨的歷史、昔日民國顯族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都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財富，我們對這段歷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們的獲益就越多。今天的史學工作者一定要具備這樣一個責任感：在實事求是研究相關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風氣上起引領作用。如果我們無限制地對前人拔高或貶低，那麼我們的后人也會這樣對待我們。

　　我們要對特定歷史事件和人物負責，對以往結論我們要客觀看待，分析這種結論是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提出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戰犯”的提法都有其歷史必然性，我不贊成簡單否定以前的評價，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當時提出這些評判的歷史條件和它起到的歷史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對宋子文個人和他處的時代，我們的了解是有過程的，我個人的認識也在不斷升華，這種升華是必需的。我們不是簡單重復前人，而是要尊重歷史。（賀莉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