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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亲民党主席宋楚输与李远哲（台湾联合报系资料照）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抨击台湾政坛“老人”当道，文章称，台湾目前的政治景观，在政坛上，是一批被供奉成“公妈”的老人在那里说三道四，徘徊不去；而他们的身旁，也始终有一批人簇拥，叨叨絮絮地诉说着他们不堪重数的过去。
令人好奇的是，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和七、八十岁的政坛老人之间，一大批作为社会主力的中壮年，为何始终显得那么低调、沉默与无奈？他们成长于台湾社会力大爆发的时代，经历过政治转型的冲击，有过丰富而内敛的阅历；但为何到了网络世代，他们却变成无声的一代？为何到了世代转型传承的时候，他们的角色却消失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得从台湾的“老人政治”现象去寻找答案。
二十年前，李登辉还在领导人大位上时，谈到他的退休志业，曾说过他退休后要到山区“传教”，一副伟大情操之状。但他今年已九十二岁，却仍不时在政坛指指点点，除被奉为台联精神领袖，蓝绿阵营领导人常要前去拜见取经，寻求指导，而他显然也以此为乐。最近他在日本发表演说，说出“钓鱼台是日本的”、“台湾捐款给日本是因为感谢日本的统治”的失格谈话，彷彿自己仍以日本子民自居。更令人沉痛的是，这位台湾地区第一任民选领导人，退休后却变成“台独教父”。
与此同时，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正在为自己要不要四度投入领导人大选密集造势。从两千年的领导人选举开始，他陆续以无党籍和亲民党的身份投入选战，与国民党或分或合，曾经冲上巅峰，然后跌到深谷。犹记2006年，宋楚瑜以号称“封刀之战”投入台北市长选举，最后仅获5.3万票大败，因而宣布“即日起退出台湾政治”，但他终究不甘寂寞。最近宋楚瑜说自己在思考“还能为台湾做些什么”，许多曾投过他一票的人也许会这样回答：“你对台湾最好的贡献，是放手。”
李登辉与宋楚瑜曾“情同父子”，后来反目成仇，近年却携手和解；包括当年打得天地变色的“兴票案”，前几年在李登辉盖章同意下，由宋楚瑜领回他声称是为了“照顾蒋家”的2.4亿元(新台币，下同)。令人不齿的，倒非他们撕毁退休承诺，而是他们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翻云覆雨，不惜牺牲台湾利益，不惜破坏社会团结；更严重的，是老人政治成为盘踞台湾民主的山头，从而妨碍了新人开创自己的时代的使命。
台湾政坛里这样的例子不少。谢长廷在2008年参选领导人时，曾承诺若败选会“退出政坛”；结果不到两年，即回到民进党决策圈。至今点评时局，参与党政，乐此不疲。台湾“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在2000年大选前夕挺陈水扁，以“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沦”的名句把陈水扁送上领导人宝座；陈水扁后来以贪渎下台，李远哲却说自己“并不后悔”挺陈水扁。最近，他为新政党“时代力量”站台，又喊出“社会正在急速沉沦”的老口号；试问，李远哲不知道自己也在沉沦之中吗？李远哲今年七十八岁，是台湾唯一以如此高龄尚月领特聘研究员50万高薪的公务员；他在上班时间公然跑去为政治人物站台，又作了什么示范？
政治人物该退而不退，除了造成“政治诚信”的贬值，也严重影响了政坛的世代交替。试想，即使企业或家族都得随时做好交班与接班的计划，政治怎么可能不交棒？但亲民党成立至今十五年，不曾改选过党主席；而台联的精神领袖始终是李登辉。这些卸任十几年的政治人物至今都还不肯离开舞台，看到机会就说三道四，台湾的政治又如何推进？许多中壮代政治人物特别安于现状，凡事“请益”，或“上看脸色”，这不就是因为政治山头的“家父长”崇拜气味太浓，让他们无法锻炼出自己的胸襟和视野？
曾经领导英国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邱吉尔，战后不久就因败选下台，他留下了一句名言：“酒店打烊我就走。”这不是潇洒，而是对民主的尊重。那么，台湾这些“酒店打烊还不走”的老人，不觉得自己挡了后人的路吗？(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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